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1)01-0038-09 快闪(flash mob)原本是国外青年扰乱公共空间、带有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活动。近年来，国内主流媒体、有关部门所组织的主题快闪活动，引发不同群体的认可与参与，形成了具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化”快闪的新范式。2017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各地青年在各级团委组织下，开展向“五四”致敬、为共青团献礼的快闪活动。此后，“快闪”成为青年群体在“五四”前后的“固定节目”[1]。201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央视新闻频道推出“快闪系列活动——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节目。2020年初，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快闪活动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延续，并在危情时期鼓舞人心。武汉宣布“封城”之后，人们在自家阳台组织另类快闪，自发齐唱国歌，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3月18日湖北与武汉新增确诊、新增疑似、现有疑似病例实现“三清零”，人们在当晚组织阳台快闪，相互鼓励。疫情趋缓后，外省市援助湖北医疗队相继返回，武汉天河机场工作人员及市民代表多次以快闪送行外省市援助湖北医疗队。此外，“中国化”快闪还传播到国外，如在疫情期间，意大利都灵组织“快闪撑中国”活动。 “中国化”快闪引发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的关注和初步讨论。对此，国内学者多以传播模式作为切入点，探讨快闪活动的媒介效应①，鲜有学者从空间生产的路径出发，分析“中国化”快闪的范式建构。然而，基于空间实践机制的范式建构，是“中国化”快闪得以生成与传播的根本缘由。据此，本文以“流动空间”理论为支撑，试图从三个层面分析“中国化”快闪的范式建构：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出发，如何描述快闪活动的社会空间结构？这一问题的阐述将成为分析“中国化”快闪范式的基础框架；其二，基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描述国外快闪活动的空间实践机制；其三，从空间实践机制出发，分析“中国化”快闪的机制重构，进而分析其生成的身份认同及其意义。 一、“流动空间”：快闪活动的社会空间结构 快闪活动生成于网络空间结构中。如何描述这一空间结构，成为分析快闪活动范式的基础框架。对此，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概念具有一定的阐释力。 (一)“流动空间”是信息技术衍生出的新空间结构 卡斯特尔认为，信息技术范式引发社会组织、文化、制度的整体变迁。其中，虚拟符号跨地域流动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即“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2]505在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成为主导的社会时空框架。从组织实践的机制讲，“流动空间”是资本、技术、政治精英主导、草根广泛参与的权力结构。[3]46-50就空间结构而言，“流动空间”包含网络空间本体与延伸部分。“流动空间”的延伸部分指在物理空间的衍生及其对个体与群体空间实践的框架支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流动空间”的延伸部分不断扩张，表现在移动设备能够让个人随时链接到网络空间。在此，“混合现实和增强空间的融合，移动性和社交性产生了一种混合现实”[4]。由于快闪活动基于网络社区的沟通与组织，并延伸到物理空间，“流动空间”成为开展快闪活动的空间结构。 (二)“流动空间”运作逻辑支配快闪活动的空间实践 随着“流动空间”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时空框架，“流动空间”的运作逻辑成为包括快闪在内的个人或群体空间实践的支配逻辑。具体而言，“流动空间”的运作逻辑可以概括为相关性运作逻辑。作为资本、技术精英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虚拟符号的流动并非随机性、碎片化，而是围绕一定议题进行联结。符号之间因共通议题联结起来，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仅因为议题的共通性变得相关。[5]例如，我们运用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搜索，搜索的条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仅仅因为共通的关键词变得相关。在“流动空间”中，相关性变为主导的运作逻辑。例如，网络社区围绕偶像、作品等共通议题建立起来，社区中的信息并无有机联系，而是围绕议题变得相关起来。又如，智能算法技术将个人浏览的信息升格为议题，并围绕这一议题进行相关信息推介。“相关性”成为“流动空间”的主导逻辑，主要因为虚拟空间的时间性摆脱了物理时间的限制，成为非线性时间，它“既瞬间又永恒”[2]562。由此，线性因果逻辑无法对虚拟符号进行高效组织，相关性逻辑则相对有效。 从理论源头看，相关性源于“根茎”“集合”等后现代哲学概念。事实上，无论是“根茎”还是“集合”都包含“相关性”的组织逻辑。在网络研究中，“根茎”被用来描述、YouTube等平台中草根建构个人粉丝社区形成的“无中心、异质和生成性”的整体形态[6]。算法推荐不断对个人社区的议题进行归类，形成共通议题的个人社区的相关性联结。个人社区在不断生成中，相关性联结同样在不断运行。如果说“根茎”属于宏观结构层面，“集合”则是符号之间具体的联结方式。在德勒兹那里，集合“是一种多样性，由许多不同的术语组成，唯一的统一就是协同作用。它是一种共生，一种‘同情’”[7]。在网络空间研究中，马丁·穆勒等人扩展了“集合”概念，揭示了“集合”具备“异质相关、生产力、动态性”等特征。[8]这些特征实则描述了相关性逻辑的不同形态：异质相关是相关性以共通议题将不同符号联结起来；由于符号处于流动中，相关性的联结同样是动态的，且能够生产出议题的新内涵。 二、临时性群聚与抵抗性认同：国外快闪的活动范式 国外快闪活动始于2003年6月，由美国时尚杂志《哈珀》的高级编辑比尔·沃斯克发起。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博客的邀请，100余人聚集在纽约一家梅西百货的家具部门。他们声称是住在威廉斯堡仓库一个公社的成员，并反复向销售员询问是否有“爱情地毯”出售。之后，集结的人迅速散去。这种通过网络社交形成线下临时聚合、短暂占据公共空间的活动范型，比尔·沃斯克将其命名为“快闪”。[9]“快闪”的参与主体多为使用网络社交的青年人。随着移动社交和虚拟社区的泛化，快闪参与者更多通过虚拟社区组织活动，并使此类活动蔓延到欧美各国，比较典型的案例包括泰特美术馆的“无声迪斯科”、柏林火车站的“吹泡泡”活动等。由此，快闪活动“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病毒文化’的物理化而被广泛讨论”[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