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0年以来，以互联网(物联网)、3G/4G/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商业化应用，推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演进，并催生出以平台经济、灯塔工厂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借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数字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培育出以华为、腾讯、阿里、京东、小米等为代表的多家世界级互联网高科技公司，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出现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组织模式和利益格局的重构，而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还面临高端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未来，要解决好相关问题，实现数字经济持续繁荣，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以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基础支撑。要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作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则必须加快科技创新治理转型，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中，科技创新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数字经济时代丰富的数据要素资源，快速迭代的数据生成(收集)、传输、存储、处理、分析技术，则为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以及整个国家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和工具。 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逻辑关联，特别是科技创新活动所处的核心枢纽地位，本文拟以科技创新治理为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数字经济的运行模式和不同阶段创新理论的演进，就未来国家科技创新治理机制转型的理论基础、发展方向、实现路径等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主要特征，为不断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水平整体提升，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繁荣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创新理论与创新活动组织模式的演进 1.创新理论及创新活动的百年演进 自1912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版出版后的近一百年时间里，创新(经济学)理论及创新活动组织模式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每一种理论的出现都是对同期创新活动特别是科技创新活动主要组织模式的归纳和凝练。 熊彼特[1](1934)从生产要素的视角将创新活动的特征归纳为“要素的重新组合”，并给出了创新活动的五种形式，即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的原材料供给和新的产业组织方式。熊彼特虽然没有直接给出创新的确切定义，但以较为抽象的方式提炼了创新活动的普遍性特征和内涵，即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改变经济运行既有的循环流转状态，并以结果为导向列举了五类创新活动。20世纪之前，创新活动更多是基于发明者灵光闪现或企业家冒险进取等随机事件，这可能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从结果入手提炼创新活动“要素重新组合”特征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熊彼特创新理论涵盖的范围较为宽泛，但科技创新活动是创新活动的重点，具体体现为新产品、新方法。 1902年，杜邦公司建立最早的现代工业实验室后，创新活动特别是科技创新活动逐步由以往单个发明家或天才的随机行为演变成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性行为[2]。二战时期，以曼哈顿计划为代表的科技研发活动，将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性、集体性特征体现得更为充分。20世纪40年代，以凡尼佛·布什(Vannevar Bush)[3](1995)为代表的科技政策推动者，基于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案例，提出以基础理论研究为起点，经过研发开发(R&D)后实现商业化应用并不断推广扩散的“创新线性模型(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创新线性模型反映出科技创新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性特征，但该模型侧重刻画科技创新活动各组成部分/环节之间的内在关联，基本不涉及创新主体。 20世纪80年代，对比日本战后经济和科技的崛起，西欧各国开始反思自身相对低效的创新产出，以弗里曼、伦德瓦尔等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学家，从系统论和演化的视角提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理论[4-7]。同线性模型相比，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中将参与创新活动全过程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等作为一个完整系统加以考察，并强调各种正规或非正规制度对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从创新线性模型到创新体系理论再到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过程，则折射出创新活动组织性、交互性、系统性程度不断提升的趋势。事实上，线性模型提出后，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创新活动由初期的“简单线性序贯过程”逐步演变为“序贯但有反馈回路的过程”[8-9]。 21世纪初，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将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概念引入科技创新领域并提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由此进一步衍生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和“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等概念。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相比，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明确创新活动系统性、交互性特征的同时，更强调系统内各行动主体(actors/entities)相互作用、共同演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隐性复杂网络关联和“共生共栖”状态[10-12]。 2.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活动特征 可以说，从“要素的重新组合”到“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理论百年进展背后折射出创新活动组织性、交互性、系统性及复杂性程度不断提升的趋势。2010年以后，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加速数字化转型。对此，国内外学者以创新实践中的诸多典型案例为基础，从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研发)、过程创新等不同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探讨了数据驱动下，创新活动的协同性、交互性、适应性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