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一术语出现在20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广泛使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兴起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带动了国际乃至洲际贸易的发展。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诞生于英国，使其成为世界工厂，80年代以金本位为主体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与市场空间不足的矛盾转变为西方国家向全球经济扩张的动力，开启了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自欧洲的工业制成品和世界各地的原料与初级产品构成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以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崛起。新的竞争者的加入加剧了供给扩张和需求有限的矛盾，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且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通过经济全球化向世界扩散。为了转嫁危机而爆发的两次世界战争共持续长达10年，也中断了经济全球化的顺向发展。 吸取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贸易战、金融秩序混乱、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的教训，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开始集体寻求建立可以和平解决争端、促进贸易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奠定了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成立，构建了战后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随着冷战的终结，二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被打破，经济全球化迎来飞速发展。在数字通信、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带动下，全球信息交流手段产生质的飞跃。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问世，60年代末互联网出现，9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革命在世界范围兴起。信息革命令国际分工和投资贸易进一步从时空束缚中解脱。20世纪5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成为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推动贸易形式由部门间贸易转向产业间贸易，再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甚至公司内贸易的转移。贸易方式变革的背后是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各国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加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第一轮全球贸易和分工建立在战争、殖民掠夺的不平等基础上，而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贸易和分工则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基本都能从中获益。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作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扛起了逆全球化的大旗。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美国优先”的国际经济政策，试图以对等贸易取代原来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秩序，对中国发起持续的贸易限制与技术封锁，对多国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措施。第二轮逆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经济增长、全球贸易体系及新兴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再度遭遇大衰退。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把人看作历史的主体，而历史也就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历史就是人的自我解放过程，也就是通过从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最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后期阶段，即商品经济或工业社会所开辟的阶段，涵盖后两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解放是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前提的，世界历史又是通过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推动下人的活动向世界范围扩大和交往的全球化发展而形成的。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劳动方式的变革)，世界市场超越了地方性的局部市场，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个人实践活动的独立外观被扬弃了，个人实践更加紧密地依赖于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当世界历史性实践在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中确立起来后，就外化地表现为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外部表现，也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就是在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顺应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根据中国实际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进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并对自身进行了不断地超越。 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及成就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方针形成于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中，在废除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动接受的一切不平等对外关系的过程中确立了维护主权独立、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1]是新中国前30年对外经贸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一)坚持维护主权独立、平等互利原则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向世界的蔓延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便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已紧密地连成一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668-669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提出维护主权独立、取消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标。①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便开始探索利用“外资”(包括根据地以外的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发展工农业和商品流通的可行性，提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2]768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3]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为了发展工业，“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4]新中国成立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两个文件，提出在“对我有利及保持我国主权独立并由政府严格管制等原则的条件下”发展对外贸易；对于外资企业，采取“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的方针。[5]133-136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宣告“内外交流”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在坚持主权独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发展对外经济的方式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