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21)2期0049-19 伴随拜登政府上台，大西洋关系的再调整与走向日益受到关注。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挑战和分裂盟友的政策相比，拜登政府高调宣布“美国回归”，拥抱多边主义，重建与盟友的战略互信，并寄希望通过修复大西洋关系，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欧美关系的修复与改善带来希望。然而，观察欧美关系不能止于一届政府的政策调整，更要关注决定双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国际格局与秩序变动，欧美双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彼此力量、观念和利益的分化与重组趋势，等等。诚然，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举措势必会使特朗普时期紧张的欧美关系得到缓和，大西洋两岸在多边议题上的互动和协调也会增加，但难以根本扭转双方的疏离趋势。欧美关系只能在新的互动进程中，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 一、结构性力量变动重塑欧美关系 纵观欧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对手关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共处关系，还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①无一不是在国际力量与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和观念趋同或分化的结果。当前所谓的大西洋关系和秩序，即是在冷战背景下，双方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在合作安全的逻辑下，彼此构建的基于共同利益和认同的盟友关系。大西洋关系和秩序主要有三大支柱：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支柱，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支柱，以共同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支柱。 在国际格局演变、国际秩序深度调整背景下，欧美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内部受到冲击。随着美国霸权影响力下降和欧洲战略自主加强，维系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三大支柱虽韧性犹存，但正经历不断衰弱的结构性调整，成为驱动欧美向平衡伙伴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拜登上台后评论欧美关系时指出，“我们的分歧不会奇迹般消失”，“美国已改变，欧洲人的美国观也已变化，世界已经变化”，②表现了重塑欧美关系的结构性力量已发生变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至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欧美分歧和冲突是冷战后大西洋秩序历史断裂的标志，③那么今天双方关系的重塑，则是大西洋关系深刻转型进程中的历史延续和重要节点。 (一)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削弱大西洋关系的机制性基础 战后美欧共同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要是美国在盟友支持下确定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这是联结双方共同利益和认同的制度性基础。美国霸权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一些关键性特征，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相应的国际多边机制和所谓西方民主国家间的特殊关系等。④但随着国际力量与格局重组、西方经济和社会内部分化，欧美以不同方式选择性地维护多边主义秩序，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层危机，有观点甚至认为，“自由秩序已经结束或瓦解”。⑤ 权力转移与国际格局变化动摇了美国霸权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霸权与西方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力量基础。“欧盟曾与美国联手，以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40％的实力，制定了全球市场80％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形成了国际多边机制中事实上的G-2管理结构。”⑥随着多极化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出现大转移，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趋势日益明显。 在新的大西洋关系框架中，最重要的体系性变化就是欧美联盟已不足以重塑世界。⑦新兴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960年的40％下降到2019年的24％，⑧七国集团(G7)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2018年已不足40％。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占比则出现质的飞跃，中国更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发展为2018年的14.7％。⑨随着国际力量转移，全球性挑战日益多元，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使节会议上表示，“18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上，当前的世界正经历转型，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组正推动西方霸权走向终结，新力量(New Powers)的影响长期被忽视。⑩ 国际社会在思考讨论国际秩序转型动力时，往往忽视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内部走向衰弱这一因素。(11)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是其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就业的内在一致性联系。1982年，约翰·鲁杰曾用“嵌入式自由主义”概念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达成妥协，即国家通过有效政策手段实现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避免自由秩序和国内经济安全与保护就业的目标背离。(12)他曾根据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和市场的日益失衡预测其危机前景，表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将被内部社会力量推动的国内政策所中断。(13)近年来，欧美经济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仇外主义和反全球化盛行，显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丧失国内合法性基础。马克龙认为，西方社会内部治理的危机显示，“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个人自由、民主制度、中产阶层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系统已被打破，需要重建新的平衡”。(14) 此外，面对国际力量转移和西方内部自由秩序社会基础的弱化，欧美都有选择地维护多边主义，从而削弱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对于国际组织和条约对自身主权的“侵蚀”，美国持先天怀疑态度，对多边主义持工具性立场。即使是支持多边主义的奥巴马也曾表示，当美国核心利益需要时，或在美国人民受到威胁以及美国民生或盟友面临安全危险时，将在必要情况下单边使用武力。(15)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的激进做法，只是对美国政策传统的回归。如果让美国民众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安全、自主等现实主义关切通常优先于自由主义。(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