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竞争背景下的“边缘诱捕”战略及其效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21)04-0113-22

       一 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能否有力佐证美国在冷战期间推行的遏制战略在手段上更胜一筹?实际上，我们既不能证明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以贯之地执行了同一种遏制战略(美国历届政府对如何遏制苏联存在着根本差别)，也不能依据对美国有利的事实结果去反推其战略缔造从始至终都比苏联更胜一筹(见表1)。回溯冷战历史可以发现，美苏争霸并未从始至终地呈现出美国权势长期压制苏联的一边倒态势，而是在大多时间呈现出美苏权势势均力敌、此起彼落、攻守交替的政治图景。在现实的权力竞争中，“胜利者书写正义”导致所谓“正义必胜”、由主导权力所造就的叙事结构以及由知识传播过程中经不断自我复制而强化的历史观念，共同构成了冷战史研究中美式话语霸权长期压制其他话语的根源。

      

       关于美苏冷战与两极战略竞争的研究中，涉及美国成功经验或苏联失败教训的研究很多，但关于苏联如何在20世纪60-70年代对美实施反遏制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研究却很少。即便是研究苏联反遏制战略成效的著作也存在着失衡现象，如学界更关注苏联在进攻性战略导弹军备竞赛中实现优势反超的方式，而不太关注苏联在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①究竟做了什么来增加美国战略消耗，②为优势反超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关注的主题是边缘诱捕(bait and bleed)战略。边缘诱捕战略是指在两极战略竞争态势下的攻势一方在谋求全面遏制的过程中可能陷入战略迷思，处于守势的一方在边缘地带利用代理人战争等形式不断削弱攻势方并最终实现攻守易势的反遏制战略。这种反遏制战略既需要确保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国家进行长期战略消耗，又需要避免守势方因支持特定地区的代理人战争而被战略竞争对手过分迁怒，从而出现将双方较量从幕后推向前台的全面摊牌风险。本文以冷战期间美苏双方的遏制与反遏制为研究对象，在对苏联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与战略效果进行匹配后发现，战略资源相对处于劣势的大国采取边缘诱捕战略符合上述两种战略需求。

       本文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候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利用地区矛盾制造国际危机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有时候却能够较好地将冲突控制在特定区域，从而避免两极之间最后摊牌。更进一步讲，在超级大国所构建的反遏制同盟体系内，什么样的盟友可以充当不至引发全面战争的利益拓展区，什么样的盟友因可能触发全面摊牌的战争风险故而仅可充当压力缓冲区?本文假定，由于盟友本身存在着权力平衡、影响声望与战略信誉等不同的战略价值，因此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地区危机的意愿和力度也存在根本差异。基于上述假定，本文提出了如下猜想：处于体系边缘地带的盟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通过间接代理人战争方式消耗对手的利益拓展区，处于体系核心地带的盟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增加战略回旋空间并减少直接对抗的压力缓冲区。对同盟者角色的精确划分既可以使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在核心地带实现“可说不可做的注定缓和”，同时在边缘地带实现“可做不可说的战略反制”。

       二 相关文献述评

       诱捕战略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将这种模式抽象成微观理论则是由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首先提出。该战略是本文提出边缘诱捕理论的重要来源。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诱捕战略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在理想状态下，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近乎零干涉与零摩擦的内在联系。但这种理想化状态在地缘政治实践中可能因存在三个尚未被深入阐明的问题，而导致战略实施者面临引火烧身的风险。既有成果对诱捕战略运行的因果机制和变量关系给出了较好诠释，但没有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有时候该战略会成功而另一些时候会失败等深层问题。

       前期研究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文力图提升诱捕战略成功率的精细化突破点，即阐明为何有些国家实施诱捕战略，再造了攻守易势的战略反转，而有些国家则陷入直接对抗的巨大风险。例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认为，虽然创造均势是大国战略行为中最普遍的形式，但确定符合均势条件的行为并不总是容易的，诱捕战略是弱势一方削弱强者进而构建均势的重要手段。③本文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区分该战略在不同实施区域和特定对象上明显存在的风险差异，那么将无法理解诱捕战略成败的内在逻辑及其运行机理。在两极格局下，大国在核心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可能面临全面战争风险，而在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则不会面临这种风险。因此，从理论上讲，只有在边缘地带实施的诱捕战略才是一种风险更小、收益更高的有效路径。

       具体而言，一方面，两极双方均将体系的核心地带——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视为具有颠覆两极体系权力平衡的锁钥。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crystal ball effect)”④使得美苏双方都不愿直接或间接在核心地带卷入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直接对抗。例如，在1948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美国表现出为欧洲不惜一战的姿态并向英国基地派遣能够执行核打击的B-29轰炸机，这一举动迅速使苏联放弃向西方进一步施压和挑衅。同样，1956年10月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介入也未能激起西方大国除了道义谴责以外的任何实际行动。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两极体系下的核心地带盟友将更多地充当压力缓冲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说不可做的注定缓和”。⑤

       另一方面，体系边缘地带则可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释放结构性压力的蓄水池或节制闸。更确切地说，边缘地带的动态不稳定性是两极体系总体稳定的必要条件。鉴于边缘地带本身的战略价值有限，超级大国对该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核心区存在根本差异。在边缘地带，超级大国之间仍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以至陷入没有赢家的全面战争，但它们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力和消耗对手则表现出强烈兴趣。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两极体系下的边缘地带将更多地充当利益拓展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做不可说的注定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