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引言：逐渐成为情势的当代公益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政府与公民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善治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俞可平，2016，2018）。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的时势下，官方对待慈善公益事业的政策态度出现“范式转变”：一度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行为的公益慈善事业，如今则作为中国传统互助价值观、公民责任感以及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体现而取得长足进展（Luova，2017）。综观近年来公益在社会各层面不断延伸的过程，不难看出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网络普及、企业塑造正面形象等不同力量、因素的推动与塑造。首先，正是由于国家逐步赋予公益实践及社会组织以政治合法性，社会组织及由其承担的公益才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空间。其次，公益借助与商业、资本、新媒体、网络支付技术等的合作而进一步向日常生活渗透。最后，国家迅速对公益的流行予以回应、监督与引导。如今，完善公益慈善事业制度、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已成为国家引入社会力量助力民生事业的一项具体举措。可以说，各种力量间的因应互动，已使得公益渐渐显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革的大时势下的某种复杂情势。这种情势在回应、融入大时势的同时，又具有推动公益价值与相关各方行为继续发展变化的深刻效力。 除了上述力量的推动与塑造外，公益的当代发展还离不开传统慈善经验与价值的绵延和重塑。中国社会向来存在本土慈善观念与实践（夫马进，2005；卜正民，2005；韩德林，2015；梁其姿，2013，2017）。以善书为中介，可以看到民间社会行善的“内在连贯性”（游子安，2005）。深入行善经验可以看到，传统慈善事业是一个反映社会结构、政府与民间关系以及价值观念变迁的具体场域（如梁其姿，2013，2017）。就民间慈善事业的近代表现来看，既能发现新与旧、本土与外来遭遇时多种道德“语法”重叠的“混杂性境况”（Shue，2006）；亦能看到“历史的延续性与文化的韧性和顽强生命力”（阮清华，2020：19）。总之，相关社会史研究已揭示出慈善实践上“传统-现代”之二元判断不成立。不少人类学的当代研究也叙述了本土宗教资源或民间自组织为现代公益发展提供资源的故事（魏乐博、汪昱廷，2009；范丽珠，2006）。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了行善心态、情感、道德与经验在民间社会的积淀。本文将讲述一个传统行善经验与现代国家力量相遇，并在公益渐成情势的过程中得以重塑的故事。下文首先介绍“势”这一源于本土经验的概念与分析视角。接下来，文章从“势”的视角切入个案分析，将民间公益力量的重塑经历视为一种生成与变化中的情势，通过探讨这一情势与公益整体情势中其他情势、力量的衔接与互动，来理解公益整体情势的生成与变化。我们将看到，民情积淀乃是公益之“势”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曾经只是潜在的、微小的存在，但却能在时机出现之际显明自身，并以一种更加突出的方式参与进公益之“势”中。与此同时，国家一方面将民间公益力量纳入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另一方面又规定着其重塑方向与节奏。最后，在公益这个行动的“可能性领域”内，个人一方面实践着与国家政治纲领合拍的职业规划，另一方面又依照自己的性情与判断继续积淀着行善的心态与情感。需要交代的是，本文难以描绘当代中国公益之“势”的全貌，下文侧重叙述以民间公益机构为代表的具体行动者如何参与、汇入公益之“势”，以期从个案的、微观的、日常的角度探讨“势”这一分析视角的效用与意义。 （二）“势”：一种源于本土经验的概念与分析视角 有研究指出，传统中国语境内的善行、义举、公益福利实践是一种融合了观念与制度安排的“社区整体福利模式”，其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社会联结方式，或者说呈现了传统中国的“整体性社会事实”（张佩国，2017）。本文暂不打算提出现代公益也是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但上述研究却提醒我们必须对公益进行一种整体性思考①。这也正如莫斯所言，“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相”（莫斯，2005：178）。为此，本文将借鉴“势”这一源于本土经验的概念与分析视角，着重探讨公益所牵涉的制度、民情、人事之间因应互动、共同塑造公益情势的过程。 “势”在中国思想里具有多义性。它既在军事、政治、书法、绘画、武术等多种场域出现，又为兵家、法家、儒家等不同学派学说所阐述，且在同一学派学说之中亦有不同的具体所指。简要概括的话，“势”最初是兵家讨论战略的关键概念。如从《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到，“势”描述的是一种内蕴巨大能量且难以遏制的客观态势，有效地利用“势”便能自然而然地赢得战争②。随后，“势”逐渐成为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如《慎子·威德》以龙腾云而飞，一旦失去云雾便与蚯蚓无异为喻，提出势位足以服不肖、势位足以屈贤之说，意即君主的权势是其统治民众的根本条件③。儒家则以“贤治”论反对法家“势治”论。如《荀子·王霸》认为君主能否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于是否实行王道；而君主的权势与其说是因其掌握了国家政权，毋宁说是因其贤德赢得了民众④。《韩非子》则又反对“贤治”论，并发展慎到观点进一步提出“抱法处势”之说，认为即便是资质平庸的君主只要运用好权势亦能使国家长治久安⑤。此后，融合贯通各家思想的《淮南子·主术训》继续阐述“势”观，即以法家之“势”来阐述无为而治的可能性（徐复观，2014：238-239）；或者说，将法家的“势”与道家、儒家的“化民”相结合（安乐哲，2018：154-161）。 中国典籍对“势”的讨论远不止于此，但“势”的含义虽不断增衍，却始终不离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某种有效力量（余莲，2009；徐复观，2014：238；安乐哲，2018：160）。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时势”“运势”“时异势殊”“因势利导”等都在表达“势”的思维或逻辑。尽管这些词语各有其适用的具体语境，但基本含义不变，即“势”是人的行动得以展开的背景与条件；“势”里蕴藏着力量的交替、消长与盛衰；适宜的布置会让预期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出现。诚然，如此理解的“势”更多的是一种叙述现实之运行情貌的描述性概念。不过，从此描述性概念出发，也有可能提炼出一种分析性视角。换言之，由于“势”里蕴藏着变动不息的力量，且具有让预期结果顺理成章地出现的效力，于是它便暗示着“我们无法武断地分辨每一个个别动作的‘位置’，因为它来自前面的动作，同时带来了后面的动作”（余莲，2009：91）。从而，“势”就显现为一种有别于“静态-动态”之二元对立观的替代性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