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300余年大分裂历史行将结束的前夜，统一北方大地的北魏因内战分裂成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在战争与长期对峙的过程中，东魏—北齐由盛转衰，最终败亡，而西魏—北周则由弱变强，为隋唐的重新统一奠基。因此，本文要探究的中心命题是：长期的战争压力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对此，本文给出的核心解释是：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和战争压力，双方的统治者为了实现政治整合分别采取了排他性改革和包容性改革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东魏—北齐的精英因统治者推行排他性改革陷入分裂和对抗，西魏—北周的精英则因统治者推行包容性改革而逐步实现政治整合，这种累积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双方命运的逆转。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自六镇之乱以降，北魏陷入长期内战。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高欢势力逐渐兴起并掌控朝政。公元534年，孝武帝元脩因不满高欢专权，西奔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遂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次年，宇文泰鸠杀元脩并立元宝炬为帝，由此魏分东西。起先东西魏互相将对方视为僭伪，都试图消灭对方并进行了五次大战①。但随着战争结果互有胜负，双方进入了长期对峙。公元550年，高洋代魏建齐。7年后，宇文觉受西魏恭帝禅让，建立北周。此后双方相持的格局一直持续了26年之久，直到公元577年北周灭亡北齐，重新统一北方。 从统治区域来看，东魏—北齐占据富饶的中原，人口众多，农业、盐铁业和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文宣帝高洋在位时期，北齐多次大败周边游牧政权，并向南拓疆到淮南，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王仲荦，2016：555-556）。武成帝高湛则对北齐的吏治、刑律、田赋、税法、财政和礼乐等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其成为隋唐两代最重要的制度来源（王怡辰，2006：333）。相反，西魏—北周在立国之初只占据了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关中、河西等地，治下的民族构成也更为复杂（万志英，2018：158）。那么，为什么经济社会条件均处于劣势的西魏—北周能由弱变强，而坐拥富饶之土的东魏—北齐却逐渐走向了衰亡呢？ 诚然，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成果丰硕，但是尚未强调各种原因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结构/机制性的解释（赵鼎新，2019a：4）。而社会科学中的国家建构研究则多关注西欧的历史经验，即便以中国为经验的国家建构研究通常也只是聚焦到“周秦之变”（Kiser & Cai，2003；Hui，2005；Zhao，2015），并没对秦以后的中国历史特别是短暂王朝的国家建构进行过深入探索。然而这些短暂王朝通常处于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内容和启示丰富深刻。很多强盛王朝的制度和做法，都可以追溯到前一个短暂王朝。如果将其忽略，则会打断历史的连续性（韩异，2015：3），同时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从社会科学视角重新审视这些时期的中国国家建构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立足北朝末年国家兴衰的史实，试图通过对因果机制的诠释来解释双方国家建构差异的关键原因。本文首先对既有的理论和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然后对主要变量进行分析并提出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兴衰的史实进行说明，最后进行总结和讨论。 二、理论回顾与文献评述：重新解释北朝末年的国家兴衰 自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学派推动国家重回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以来，围绕国家建构的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Evans et al.，1985）。如果说“回归国家”学派是将国家作为自变量来研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那么随后全面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则是将国家视为因变量，探究国家的形成和来源。在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战争制造国家”（Tilly，1975：42；1992）的基础上，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时段、不同形态的战争会催生不同类型的国家（Downing，1992；Ertman，1997；Kiser & Cai，2003；Hui，2005；Wimmer，2013，2018；Zhao，2015；Dincecco & Wang，2018）。然而国家建构是动态和非线性的过程，对其研究不能仅仅止步于“战争制造国家”，同时围绕于此的中观机制解释仍有待实证化。因此，对国家进行“分解”（Migdal et al.，1994：3），通过“国家形成来研究国家”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Vu，2010），而精英与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就自然成为研究国家建构动态过程的关键抓手（Lachmann，1990），这一取向也呼应了列维（Margaret Levi）“将理性的行动者带回”的主张（Levi，1989：185-204）。如17世纪的战争在提高荷兰统治家族相对于地方庄园和商人独立性的同时也促使了原有精英网络的崩解，由此导致荷兰走向衰落（Adams，2005）。而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已经式微的唐廷面对拥兵自重的藩镇威胁，仍能通过政治精英间广泛联姻的方式重建精英网络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再中央化（Tackett，2014）。相反，在战争压力下，北宋的政治精英因受到联姻范围的限制，不仅无法增强凝聚力，反而倾向于建构一个弱国家，导致旨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Wang，2019）。由是观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在战争压力下，统治者与精英的互动进而影响国家兴衰的机制不尽相同，而“结合‘本土’理论能对这些机制做更深入的探索”（Tilly，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