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要有历史关切，要深具历史的想象力。在“历史转向”的思潮中，国内社会学界开始重新拥抱历史视野，并获得方法的延展、概念的拓深，其中在历史社会学框架之下，有关时间与空间、革命与权力、文化与惯习、政府与治理的讨论在最近几年也愈发热烈（成伯清，2015；郭台辉，2019；李里峰，2018，2019；郦菁，2016；林盼，2020；孟庆延，2018；钱力成，2019；渠敬东，2015；谢雯，2019；肖瑛，2016；徐晓宏，2017；严飞，2017，2019；严飞、曾丰又，2018；张杨，2017；周飞舟，2019；周雪光，2019；朱宇晶，2020）。诚如应星（2018）所指出的，“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边缘性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 与重于描述和呈现历史图景全过程的历史学相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更加看重个别历史事件背后所抽离出的一般性规律和社会机制，这些机制可以推而广之地放置在其他的社会情境和制度环境之下加以验证（Calhoun，1996，1998；Sewell，2005；Skocpol，1984；Tilly，2002）。同时，针对同一幅历史卷轴，历史社会学更加倾向于检验两三个不同的理论范式，并揭示出，为什么一起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只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之上而非别时他处（Clemens，2007；Lachmann，2013；Mahoney & Thelen，2015；Sewell，1996b；Tilly，2001；Zweynert，2018）。 这其中，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路径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的叙事框架。一类是结构/机制叙事，强调社会结构性条件；另一类则是时间序列叙事，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事件、决策者以及种种偶发性（赵鼎新，2019，2020）。譬如在研究工人罢工运动时，结构主义者会通过寻找一组静态的结构型自变量来解释罢工的原因，如工资的高低、工时的长短、工会组织权的强弱、工作条件的好坏等（Kerr & Siegel，1954；Rees，1952）。而事件过程的研究，则会关注历史情境下的关系型变量和行动者的主观选择，如工人如何相互模仿和学习，从而导致罢工运动呈现出延绵传递的扩散效果（Conell & Cohn，1995）。当然，这两类叙事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分析，而是往往可以统合在一起，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赵鼎新，2019）。 伴随着“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及其所带动的文化转向（Adams，Clemens & Orloff，2005），结构分析弱化，事件-过程-历史或然性分析转盛，微观情境式的解释框架成为主流。但尽管如此，这一新的趋势并未取得足够的共识，各种新作似乎仍在各自探索替代性的时间假设、历史叙述和话语策略。譬如，在理论层面上，将文化和意义放置在历史图景中以探讨“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构成”其各自不同的历史解释张力以及可能的演变组合（钱力成，2020）；在方法论层面上，就历史比较中如何运用反事实推理和比较研究方法来分析历史变迁的因果性和偶合性（张杨，2020）；在经验层面上，以知识生产作为案例对象，从知识-权力装置的建构、多元行动者和行动场域、知识生产时刻这三个维度解构知识研究的历史图景变迁（郦菁，2020）。 对此，本文将历史社会学中的过程事件分析范式作为讨论重点，以厘清这一分析路径的要素和内核。本文指出，要深刻理解历史迭变的动力机制，就需要洞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折与机遇，并将嵌入历史漩涡中的行动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行动者的判断和选择不仅塑造了历史转型过程中的诸种可能性，同时也内生性地改变了行动者的主观意愿和身份认同，继而外溢出历史发展的非期然性后果。 二、结构分析路径 作为“当前社会科学词汇中最重要和最难以捉摸的术语之一”（Sewell，1992：1），结构分析视角实际上是一种以变量为基础的研究取向（variablebased approach），将历史情境简约化为不同的变量，并寻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种结构性的分析思路，首要关注变量的稳定性和长期的时间性。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各种预先给定和确定的因素所塑造，这些决定性因素被嵌入在大众行动者预先面对的结构性条件中，并限定了行动者的行为选择。 首先，在宏观层面，结构分析视角在探寻现代性（modernity）的比较历史分析中，譬如在解释革命的爆发、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诞生这些议题时，往往以机械的功能主义和历史目的论为分析导向，流于静态、恒定和持续。譬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其经典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关系的分析中，就采用了结构性视角，指出革命不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而“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各种结构性力量之下自然“发生”的（Skocpol，1979）。斯考切波认为，参与革命的群体复杂多元，驱动力量也各有不同，并非一些革命精英对群众灌输就能迸发出革命的火花。相反，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具体而言，解释革命之所以会爆发的主要自变量，是各个国家的农业经济、阶级结构、外来压力大小以及农村社会政治结构，因果机制则是由这几个主要自变量相互结合从而导致国家陷入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并最终推动了革命的产生（Skocpol，197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