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基础教育的二元属性凸显。许多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和微观层面的家庭背景决定教育结果的分化程度（李春玲，2003；李煜，2006；吴愈晓，2013；刘精明，2008；朱斌，2018），而个人特征则不构成教育分化的关键因素（靳振忠，2018）。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制度导致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存在“模式转换”“重大事件历史分期”等范式。“模式转换”范式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安排下的“平均主义模式”削弱了城乡教育不平等，而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竞争模式”则强化了城乡教育差异。“重大事件历史分期”范式依据重大事件将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强调不同阶段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方长春、风笑天，2018）。从微观层面来看，家庭背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聚焦于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而上述影响最终又归结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李忠路、邱泽奇，2016）。基于对上述研究的考察，方长春等进一步发现，家庭背景影响教育不平等的机制随制度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并指出“可能还存在着被忽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同样也作用于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方长春、风笑天，2018）。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战略，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在这一阶段，失地农民子女率先突破了城乡二元教育的制度壁垒，也迎来了阶层重构与倒置的契机（李小云、许汉泽，2017），有望与城市家庭子女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然而，失地农民家庭与城市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上的缩小，却未能带来失地农民子女与城市家庭子女同等的学业表现（吴璀、魏阳莉，2015）。对此，本文希望探讨在新型城市化时期，城乡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机制有何变化。何种既往被忽略的结构性因素在这一阶段凸显。其对教育不平等的作用机理如何。本文试图论证，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政策的持续优化，失地农民家庭与城市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能力趋同，但不同家庭所持的“传统-现代”时间观与城市教育系统内在的时间属性之间出现匹配差异，传统时间观导致了失地农民子女与城市家庭子女在学业成绩上的差距，时间观成为影响新时期教育公平的“隐形结构”。 二、“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一个时间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时间：社会形态与时间观 社会时间意指由社会制度所构成的生活协调机制（郑作彧，2018），是社会运动节律的具体化和制度化。社会时间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时间必然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Sorokin，1937）。 传统社会的时间由农业实践常规决定，围绕农事节律安排农活日常、年度生活、生命历程等，形成诸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并不精确的社会时间。由于农业常规由自然节奏和周期所支配，农民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既难以预知也无法控制，这造就了传统社会时间“自然主义、当下取向”的价值观（Mukerjee，1990）。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农民时间态度的研究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比把握未来更加陌生……因为它附属于直接感知的现在”，“在气候的危险、自然的反复无常以及神的决定面前采取简单的放弃”，“形成了一种顺从和对时间流逝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想控制、消耗和节省时间”（Bourdieu，1963）。“自然主义、当下取向”的价值观也造就了农民“顺从自然”“从容不迫”“无视时间”的行为方式和“安于现状”“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的社会心态（余倩，2008）。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生活不再依附于自然节奏，“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所支配，与预定时间极小的偏差也会使体系失常，甚至发生事故和灾难”，准时、可计算、精确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迫切需要（Mukerjee，1990）。社会生活节奏的变迁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意识。时间是稀缺的，必须被理性地使用（Julkunen，1977）。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通过计算将来的利润与成本也就是计算风险，现代资本主义将自己融入到作为连续过程的将来之中”（吉登斯，2001：20），“规划主义、未来取向”的价值取向形成，并由此生成诸如“早九晚五”、法定节假日、“生命历程制度化”等“刻意精确”的社会时间。精于计算、将时间焦点放在未来的现代人期待对时间进行严格控制和提前计划，预定的活动被拖延、推迟或取消都会使其愤怒或沮丧。 （二）个体时间：时间观与时间实践 个体时间包括个体的时间观和时间实践两个层面。科塞夫妇将时间观的内涵定义为“把自己同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的方式”（科塞、科塞，2009），群体采取何种时间观与其首要关心的是短时期的未来还是长时期的未来，以及他们对未来采取的是宿命论还是自我决定论有关，并由此产生差异化的主体行动。 弗兰克指出，“关注焦点越直接，就越容易有完成行为，越容易做出幼稚反应，越容易忽视后果”（Frank，1936）。因处于结构弱势地位而无法掌控自己未来的长期失业工人很容易为了眼前不惜以未来为代价，丧失未来取向的时间观以及与之相伴的理性计划和安排生活的能力（Bakke，1933）。与之相反，持自我决定和未来时间取向的人则将未来拉入当下，“问题可能明天才会出现，但我们今天就想解决它们”（诺沃特尼，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