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新中国成立之前，职业教育参与到整个工业化进程之中，帮助更多进城的失地农民（无产者）获得了工作，缓解了阶层矛盾（Yeh，2008：43）。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被工厂的“半工半读”形式所取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天津职业大学的出现才标志着职业教育的回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原有中专、技校等学校逐渐脱离“包分配”制，部分普通高中开始举办职业教育。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职业高中、中等专科学校逐渐转制为中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教育、职业大学、成人高校以及部分中等专科学校（三改一补）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以下简称高职），职业教育体系的雏形逐步形成。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高职的规模快速膨胀，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在校生规模均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即便如此，高职（大专）仍然依附在原有的学历体系之上，成为一种低层次的高等教育。贫困生受制于家庭资源，常常在学业比拼中处于劣势，高职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Woronov，2015：27）。与此同时，随着高考招生考试改革，分类招生考试也为贫困生进入高职提供了新的入口。此外，高职百万扩招计划的实施，使得中职院校的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等均被纳入高职的录取范围，享受与统招生同等的待遇。这些举措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贫困生通过高职获得高等教育机会，那么容纳度更强的高职究竟是贫困生实现流动的捷径还是阶层固化下的一种限制，值得深入思考。 二、文献综述 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在分析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时主要从“自致”和“先赋”两类因素展开讨论。其中，强调“自致”因素的学者认为，受我国现行的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影响，无论家庭处在什么阶层，其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都源于个体努力并最终通过考试得以落实（刘精明，2000）。与此同时，强调“先赋”因素的学者认为，受学历贬值的影响，大多数贫困生很难有充足的资源来应对无休止的分数比拼，他们中大多数已经输在起跑线，这进而限制了他们进一步获得更高层次教育的能力（唐俊超，2015）。我国学者检验了EMI理论（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如果说扩招使高等教育机会变得充足，那么个体的家庭地位势必会影响其获取教育的质量。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地位教育），而贫困家庭子女更多只能接受生存教育（李春玲，2014）。因此，高职常常被认为只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而不是矛盾得到缓和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对贫困生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大致概括出三种研究视角。 一是社会分层的视角。分层研究认为，正是基于社会分层的需求，才需要借助学历差异将不同群体以更合法的方式分配到各个阶层当中去。高等教育扩招虽然缓解了入学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但不同阶层获取的教育层次和质量仍存在较大差异。更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将成为政府直接参与的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并演变为社会分层的“工具”（Ling，2015）。相对于“四年制”普通高等教育，“三年制”高职被各阶层所排斥。学历证书不再是能力的“符号”，而是一种身份“标签”（沙伯特、拉米雷兹，2004：210-221）。贫困生在残酷的学历竞争中处于下风（Loyalka et al.，2017），当面对较低的入学门槛、低廉的教育投入以及教育累积的负面影响，进入高职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郑也夫，2013：9-17）。刘精明认为，这种无奈的教育选择恰好反映了个体受其所处阶层限制而采取的“理性”行为（刘精明，2014）。 二是功能主义视角。高职不仅对贫困生的接纳要远超其他类型高校，而且也是缩小各阶层入学机会的重要突破口（谢作栩、罗奇萍，2004）。有学者将高职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时发现，随着高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职业特色的发展，贫困生依然可以通过高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他们凭借“一技之长”，逐渐适应了城市发展，保留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Woronov，2015：149）。紧密的“教育一职业”结构，保证了高职学生更容易获得相应的劳动岗位。如在德国工业化企业中，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仅为3%，每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普通教育学校毕业生接受双轨制培训（福尔，2002：19-43），这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可以接纳各个阶层的学生，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职业地位。与德国双规制职业教育不同的是，受单轨制影响，我国高职接纳了更多的贫困生，其中绝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读高职，他们认为高职带来的附加收益并没有“本科”多（张可创、李其龙，2005）。 三是社会再生产视角。该视角主要通过家庭背景与社区环境及其蕴涵的资源去解释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将社会结构与家庭拥有的资源联系在一起，认为家庭资源在社会流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校教育只是配合其阶层的一种符号。家庭背景的代际恶性传承使中下阶层青年接受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孟凡强等，2017），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并没能帮助贫困生提升受教育质量，他们最终还是难逃重复父代低阶层的命运（吴愈晓，2013a；李春玲，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