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个体到组织：组织合作的微观基础 近年来，在关于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IOR）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的作用（Nahpiet，2009；Payne et al.，2011）。一般来说，当A组织通过与B组织建立纽带关系并从中获益时，我们就可以将这种关系看作组织社会资本的形成。组织间的网络、信任、共识等都是组织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与个体社会资本类似，组织社会资本也能够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起到润滑组织间关系的作用（Andrews，2010；Leana & Buren，1999；Nahapiet & Ghoshal，1998）。 然而，研究组织间关系的学者似乎都未能充分回答一个问题：组织合作的微观基础是什么？一些研究者提出，许多组织间关系的形成，都肇始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例如乌兹发现，银行客户经理与企业家的私谊会帮助这些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Uzzi，1999）；佩蒂格鲁对信息技术公司的专业人员做了分析，考察他们的私人关系网如何互相连结，并形成企业的社会资本（Pettigrew，1972）。但研究者也发现，个体与组织的社会资本有明显差异（Kilduff & Krackhardt，2008；Zaheer，McEvily & Perrone，1998）：当社会资本从属于个人时，理性计算的成分居多；而一旦社会资本从属于社群或组织时，行动者就会从更利他的角度来衡量自己行动的后果，也就是说，组织社会资本包含更多非功利性的成分（Powell，Koput & Smith-Doerr，1996；Uzzi，1997）。就此可进一步追问：个体社会资本和组织社会资本的关系是什么？在何种条件下，个体社会资本会聚合成或转变为组织及群体的社会资本，并带来更高层次的共识、协调与合作？对于这些问题，很少有研究给予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这一缺憾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资料的匮乏：一方面，对于多个企业间关系的追踪需要一个完整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要涵盖企业关系变迁的整个过程，往往需要在关系终结之后回看整个过程才能加以把握；另一方面，研究者还需要掌握企业内个体的社会关系与交往细节，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个体社会交往与组织经营合作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学者为此特别关注历史案例的价值，认为这些案例有可能呈现企业间关系变迁的独特动力机制。例如，有些研究指出，地缘、血缘纽带能够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商业集团发展壮大（顾德曼，2004；汪雷，2001；应莉雅，2004）；也有研究发现，要有选择地利用网络关系，才能有效缓解组织运营中的困境（关文斌，2008）；冯筱才对民国时期一个丝绸厂的研究呈现，关系并不是有利无害，内聚的小圈子会阻碍组织的扩张（冯筱才，2010）。高家龙则更进一步，指出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既不是欧美、日本式的从个人资本主义（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发展到经理人资本主义（以理性化的科层式结构为基础），也不是以关系型契约取代市场化契约，而是呈现了层级结构和关系网之间的长期动态互动（高家龙，2002：3-4，49）。他敏锐地注意到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与作为正式制度的企业科层制结构间的动态关系，但他在分析中并没有系统地探讨个体社会关系与组织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与转化机制，也就无法回应“组织如何获得社会资本”这一根本问题（Sorenson & Rogan，2014）。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晚清两个出版机构，即商务印书馆（后文简称“商务”）和中外日报馆（后文简称“报馆”）的合作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考察个体间关系为何没能变成组织的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组织化”受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包括《汪康年师友书札》《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年谱长编》《中外日报》等出版物，以及《许宝蘅日记》《蒋维乔日记》《夏曾佑集》等时人文字记录，试图采用个体、群体等不同层次的资料揭开组织的“黑箱”，呈现组织间关系的微观动力机制。 二、私谊促成合作：商务与报馆的合股经营过程 晚清士人投身文化出版事业是常见现象，主要业态有两种，即开报馆办报纸和经营书局/书馆出版书籍。总体而言，除了部分出版机构兼营报纸（如商务印书馆发行《外交报》《东方杂志》）、一些报馆兼办书局（如申报馆下属申昌书局、时报馆下属有正书局）之外，多数报馆与出版机构基本都坚守主业，各有侧重。两者之间的主要合作方式，一是让报馆在报纸上登载出版机构的最新书讯，招徕读者，这叫做“登告白”；另一种方式则是借由其发行报纸的网络帮忙宣传新书或进行代售，把各大书局的出版物放入报刊的营销网络，由各地的派报处代为售卖，也就是“作代售”（林盼，2015）。一般来说，自己拥有发行所的出版机构往往采用“登告白”形式，借助报馆帮忙刊登书讯广告（解弢，1924：116）。本小利薄，无法配备发行部门的小作坊式出版机构，则需要借助报刊的派报系统打开市场，以“作代售”的形式提高知名度，以致各种“新出书目告白，充斥报纸”（梁启超，1903）。通过“登告白”与“作代售”两种合作方式，出版机构可以借此利用报刊发行网络增加销量，报刊也借新书来吸引眼球，并获得广告与售书提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双方的独立性，在时局变动的处境下阻隔风险。报馆与出版机构的密切合作，形成了相互黏连、渗透的文化传播网络。 本案例中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外日报馆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则并未局限于“登告白”与“作代售”两种常规方式，而是选择了比较罕见的合股合资经营模式（林盼，2014）。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一合作是如何形成的。 无论是开报馆还是经营书局，多是凭着士人之间的同乡、同年①等社会资本来推进。例如，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1896年兴办的《时务报》，就是借助士人关系网络而起，不挂洋牌、不引外资，与外商主导的《申报》《新闻报》不同，由此获得广泛赞誉，成为“同仁办报”的样板。《时务报》兴办两年之后，经理汪康年受到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排挤，萌生自创报纸的念头。1898年5月，汪康年与其胞弟汪诒年、堂兄汪大钧、友人曾广铨等联手，创办《时务日报》，报纸三个月后更名为《中外日报》。世纪之交，《中外日报》迅速拓展市场，成为与老牌报纸《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的重要媒体。1901年12月，美国传教士潘慎文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题为《上海本地报纸》（The Native Press in Shanghai）的文章，指出《新闻报》每天的发行量超过一万份，《中外日报》次之，每天近一万份，《申报》从巅峰时期的12 000份下降至9 000份（Parker，1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