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有巨大经济影响力的大国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建国以前，由于列强宰割、内乱不断，中国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才真正起步。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到改革开放时，国民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和发展了自主的工业体系。但由于发展和体制、历史和现实、国内与国际等多方面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波动性突出，效益不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实现和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使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不断提高，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和波动幅度都在显著降低。同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更加科学、宏观调控更加有效，在尽可能避免或减缓国内经济循环带来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在外部经济冲击或意外灾害来临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活动的稳定。对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稳定性，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具有强劲的可持续性，而且具有突出的淡化周期和抗危机冲击的能力，因而具有较高的宏观效益，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特定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 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官僚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局部(如在天津、江浙、广东等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洋务运动”时期、“一战”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造过一些短暂的繁荣，但是就总体而言，由于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混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和条件，旧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千疮百孔、停滞不前。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建国初期(1949-1952年)，我们主要是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积极恢复经济，正常的经济增长是从1952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起步的。也就是说伴随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手工业和规模很小的现代工商业纳入到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中，通过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手段，加快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表1列出的是中国1953-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的情况，可以看到，从三大改造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9%(经济增长率=GDP指数-100)，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验看，这属于不低的经济增长率。分产业看，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年均增长率只有2%，其重要原因在于合作化后实行的“工分制”等生产和分配方式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第二产业(工业和制造业)属于当时发展最好的部门，年均增长达到10.9%，明显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我们学习苏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税等手段增加积累，又在资源分配上，优先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这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装备能力、制造能力和国防工业的水平，但问题也是和苏联类似的，这就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是轻工业发展不足，消费品供给短缺，居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略低于平均水平，为5.1%，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上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 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上看，这一时期的波动性很大(参见图1)，增长率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期)和1970年(“文革”初期动荡后的恢复和发展期，“三线”建设投资高峰)，当年的增长率都分别接近甚至超过20%，而谷底分别出现在1961年、1967年和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负数，最为典型的是1961年，经济增长率为-27.3%)。峰值的出现后往往紧接着较大幅度的增长率回落。这说明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有可能促使短期内实现加速的高速增长(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5个年份中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有9个)，但是往往不可持续。其中固然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文革”的出现终结了1963年开始的新一轮景气)，但从长期发展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主观意志脱离实际形成的高指标和短期高增长对后续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经常性的现象。这种增长的波动性在我国这一时期尤显突出，据西方学者统计测算，1950年至1979年30年间，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北欧诸国在内的21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年均GDP增长速度的估计标准误差为0.0346；同期包括苏联、东欧诸国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的年均GDP增长速度的估计标准误差为0.0313；市场经济体的波动性略高于计划经济体(弗雷德里克·L.普瑞尔，1989)。我国同期(1953-1977年)的波动性要更突出些，重要的发展性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结构性原因，在三大产业当中，我国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总体平稳，服务业占比很低，主要是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波动性提升。工业生产的各年标志值与总体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离散系数高达151.3%，表明离散度高，稳定性弱(刘伟、杨云龙，1987)。二是发展阶段性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方向变动，即所谓“基数效应”。同一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阶段，增长速度越可能较快，伴随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则可能出现趋势性降低①。与之相适应，其中增长的波动性程度也可能发生同向变化，即增长速度越高、发展水平越低的阶段，波动性可能越大。这种可能性若与集中计划体制和主观主义发展思想结合在一起，便很可能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