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出现：新冠疫情引发的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批评 2020年初，我国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在较短时期内就控制了疫情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随着疫情在全球的传播、扩散和失控，我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和效果在全世界显得尤为稀缺和卓越，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和赞赏。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疫情爆发初期，社会各界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虽然这些批评不一定正确，但是考虑到这些批评集中反映了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典型偏见”和“常见误解”，本文认为有必要深入梳理、剖析并反思这些问题和批评，从根本上厘清这些批评内部隐藏的核心问题并予以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提供参考。 针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批评可以根据视角差异而分为两类。第一类批评从不同细分领域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建议，而第二类批评则试图否定整个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前一研究视角包括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评、“报喜不报忧”现象的避免、疾控中心的位置和权力配置、专业官员的任用和选拔、不同部门在应急状态下的配合、国家物资储备体系的完善、面对突发性事件政府应该如何快速且准确决策、如何合理引导科学研究方向、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等。从学术探讨和实践提高的角度分析，这一类批评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是对此类问题进行讨论是有助于提升我国治理能力的。 第二类批评则认为应对疫情所暴露的问题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败，如一位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而知名的斯坦福大学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breakdown of China's governance structures)的表现”。①这一观点在疫情爆发初期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是认同，虽然后来疫情在西方国家的扩散证明了这一看法的荒谬。由于部分学者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针对这一类观点，我们仍然必须从本质和理论上有所回应。 从两类批评都关注国家治理这一相同点看，无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为了更有力地回应这些批评，构建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框架都是必要的。而由于如下原因，这一目标可进一步解构为三个问题：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存在最优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与演进方向是什么？ 首先，从第一类批评的内容分析，构建统一的研究框架需要整合多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视角，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发现这些不同视角的关联点。由于这些研究都关注国家治理体系，这些研究的关联点也会落脚于国家治理体系。因此，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是本文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针对第二类批评，能够判断一个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失败的前提是这个世界或者理论上存在一套最优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最优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情况下，现实世界的某个正在正常运行的国家治理体系被判定失败的原因就是这一国家的治理体系背离了最优国家治理体系。倘若不存在这种最优国家治理体系，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正常运行且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认为这种国家治理体系失败的观点就难以成立。从目前关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典型偏见”和“常见误解”而言，很多持有这些看法的学者的脑海里往往存在一套“虚拟”的最优国家治理体系，无论我国发展过程出现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他们脑海里所谓的“最优国家治理体系”的不一致。最后，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且这种独特性能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相契合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前提之一。 因此，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并构建研究国家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进而在第三部分运用该框架来讨论最优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存在。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将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及其自身问题的形成机理。最后，结合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和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二、问题的起点：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 任何一个重要尤其是对现实世界具有指导作用的概念，其内涵应该尽可能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未来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也是百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不同国家制度竞争的着力点。因此，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是有关国家治理任何主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1.国家治理体系概念的相关研究 “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概念的核心之一，该词源于希腊语中的动词“kubernan”，其本意是指“驾驭一条船”(steer a ship)，英语单词“government”和“governance”都由该词派生。②绝大部分时间内，“治理”一词都是用于商业和法律尤其是公司治理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入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和国家治理领域。从西方治理理论形成的初始语境分析，强调“国家的回退(rolling back)”就始终是“治理”概念的基本遵循并以此区别于“统治”(government)。③正如法国学者让—彼埃尔·戈丹所言：“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④这也就意味着立足于“治理”的“国家治理”概念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概念并不一致，前者强调国家的回退和政府的放权，而后者则要求在中国共产党为治国理政核心的前提下，通过整合其他不同力量来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换言之，国家治理体系是内生于中国国家自身发展路径的概念，其内涵的明确是必要工作。 然而，目前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讨论并不多，根据CNKI数据库，国家治理体系一词于2006年才首次出现于学术论文，⑤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问题。⑥代表性文献的观点如表1所示。
表1表明大部分学者都是将国家治理体系直接解构为如政治、经济、社会、党的领导等多个次级体系。从国家治理的现实属性分析，这种思路并无不妥。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倘若所有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起点都是内容解构型的国家治理体系概念，那么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恐怕会长期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这无疑会大大削弱我们回应批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观点的力度。因此，挖掘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概念更为底层的内涵将是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前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