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呈现新的特征，被作为一项国家自主框架下的系统性工程整体推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中国现代化新征程分“两步走”，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宏观上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时间表与路线图。近年来，围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解读型，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置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进行整体解读或逐条、分领域论述；另一类是理论阐释型，力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构筑合意的理论依据与学理支撑，并呈现跨学科、分领域、多范式的研究特征，如冯平等、方朝晖、王海滨分别基于“复杂现代性”框架、“多元现代性”维度、“现代性反思”视角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范式[1-3]，高培勇等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逻辑框架[4]，冯柏等、洪银兴分别从内涵依据、“新四化”角度对中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研究[5-6]，任剑涛、马海涛等、韩克芳分别从“两个大局”、发挥财政基础与支柱作用、法治视域研究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7-9]，罗荣渠等、周光辉和彭斌分别从世界历史进程、国家自主性等多学科视角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研究[10-11]，等等。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具有鲜明的分学科、单领域特征，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理论框架构设不足，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新禀赋与新性质阐释不够透彻。 一、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观测维度 总体来看，在观测坐标上，观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两种观测维度：一是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道路，二是从中国现代化道路看世界进程。前者立足世界历史脉络，将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进程来看待，可称为“大历史”维度，此观测维度有助于明确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发展方向；后者立足中国历史轨迹，将现代化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强国梦”的实现路径看待，可称为“小历史”维度，此观测维度有助于明确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历史规定性与发展开拓性，探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以新中国成立为分际，整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段：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落后挨打”际遇的被动反思和行动选择，中国现代化开启了艰难曲折的“救亡图存”路程；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启了自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探索，初期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以改革开放为界点，开启了迄今为止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基调的现代化实践。 (一)基于世界进程的“大历史”维度 从世界层面看，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是发轫于英国，扩展至欧美，进而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的世界性进程。从动力源来看，现代化具有内生自发型和外部诱致型之分，英国现代化是典型的内生型，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典型的外部诱致型特征。在人类长时期的传统农业生产力下，以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短缺经济和封闭、半封闭文化特征突出，经济增长率与文化积累率较低，要素流动性与变迁突破性极弱，社会经济结构的渐进延续性较强，并呈现持久稳固的状态。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从神权到王权的权力转换、中央集权与重商主义的盛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推行普及，为西欧各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向孕育积累了诸如早期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世俗化等基本因素，为潜在新兴经济力量突破多层封建式农业社会的外壳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早期工业革命所需煤铁资源丰裕、王权受“大宪章”限制、土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科技革命领先、清教理性与谋利精神、独立岛国等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英国成为现代化的先驱，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变，继而引发了“从中心到外缘”阶段性扩散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从历时性来看，作为工业生产力形态与社会基本结构形态的大转变，各民族国家和地区融入或卷入现代化发展通道大致呈现为三次浪潮的总体轮廓：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由英国发端进而向西欧各国扩散的工业化进程，并形成了欧洲新兴工业国与亚非拉传统农业国的发展分化，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欧洲核心区成功的工业化向外围扩散，以“西化”和“欧化”为鲜明标志的现代化潮流跳出欧洲地域并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到20世纪初，美国综合经济实力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新兴现代工业国，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边缘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地经济形态仍在扩散强化。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大萧条”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危机，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并释放出对新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探求，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分工形成了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扩散性冲击。发达工业国由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转型升级，其产业转移与现代化向大批欠发达国家涌散，后发独立国家大都凸显其民族自主性与政治主导性，以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举全国之力推行强制型工业化，力求以赶超模式早日实现“迟到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中的典型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