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军阀林立、外帝入侵的混乱局面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举措革新中国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国家宏观的有力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创新的结合，由此推动经济长期较快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百年以来，中国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宏观缺位”①，国家能力低下，旧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从1949年到1978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宏观缺位”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防、教育、卫生、水利、交通、科技等公共品的供应能力大大提高，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但国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比如加快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速度，又导致了“微观失效”②，致使工农业，尤其是农业效率低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国家通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充分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权益，逐步实现了国家宏观有力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创新的结合，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本文将从宏、微观均衡实现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一、宏观管理缺位——近代中国国家能力的不足 千家驹在《中国的内债》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的内债问题仅是财政问题的一面，财政问题的本质不是本金与利息难以筹措，而是国家无力掌控税收自主权，不能做到关税自主，因而在帝国主义压迫下难以振兴民族资本，内部军阀官僚腐败问题严重，导致国家衰弱。[1]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千家驹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国家能力的不足。“国家能力”的概念起源于政治学，Charles Tilly认为战争促成了国家，也促成了出于战争需要的财政动员能力。Timothy Besley将“国家能力”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探讨，他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财政汲取能力(Fiscal Capacity)、提供公平品的集体能力(Collective Capacity)和保障市场、产权的司法能力(Legal Capacity)。[2]国家能力在国内学界存在多种表述，在探讨国家能力与经济长期增长的话题中，国家能力的主要表现是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为公众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法律制度保障等公共品的能力。 近代中国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还可以从近代中国农村危机中得以窥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能力低下，中国农村问题异常突出。具体表现为，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土匪窜乱，农民受到严重的盘剥。加上30年代正处于世界经济萧条的大背景，农村破产现象较为严重。正如千家驹所说，“农村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最重要的问题，它不但决定了社会的动乱与安定，而且中华民族的前途，四万万广大民众的生存，也因农村的崩溃而感受到莫大的威胁”。[3]笔者在整理东亚同文书院旅行日记和相关文献等资料时，也发现了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大量文字和图片记载，在荒年时尤甚。[4] 面对日益严重的中国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从城市走向农村，时至今日为人们所熟知的陈翰笙无锡调查、李景汉定县调查、(美)卜凯调查等专门针对农村的调查报告皆出自于这一时期。学术理论界对于当时中国存在严重的农村危机这一现象已有共识，但对于这一危机背后的成因以及解决举措却存在论争。例如，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农民个体贫弱，而且毫无公民意识，如一盘散沙；乡村传统基层组织结构的破坏加剧了农村破产。因此，晏阳初提出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5]梁漱溟主张重建乡村礼俗风尚以拯救农村。[6]从事实来看，乡村建设派的构想并不成功。千家驹根据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报告，对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实验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年的乡村实验并未对定县大多数民众的经济生活产生根本性变革，也无力摆脱跟随中国农村破产的趋势。[7]乡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对农民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乏善可陈。梁漱溟自己也承认，“‘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个话，差不多是一个事实。”[8]此外，还有农村生产技术改革派和农村合作派，主张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建立农业金融体系，帮助农村摆脱困境。这两派的观点侧重技术层面对于生产力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得益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得以广泛传播。千家驹及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③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主张只有通过根本的改造，中国才有出路，因此也被学者誉为中国的左翼经济学家团体。[9]他们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导，在理论层面对上述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陈翰笙、薛暮桥等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破败和农民疾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农民素养和技术基础，而在于农民受到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过于沉重。诚然，农民素养的提高和技术改进有益于改善农村问题，但生产力的矛盾只是表象而非本质。旧中国时期，个体小农是典型的弱势群体，财富资金的匮乏令他们难以抵御天灾人祸和经济波动的冲击；即使有新技术的出现，也无力购置。这些微观主体的问题需要通过农民互助合作来解决，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这样一个合作制度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进行引导、推动，因此旧中国时期微观市场的问题实则也指向了政府缺位，要求政府发挥引导、推动作用。此外，不能否认的是帝国主义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对乡村也存在积极的影响，例如农村许多劳动力迁移进入城市，通过在更高效率的工厂从事生产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促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进一步发展了农业本身中的商品生产，但也由此使得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掌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剥削资本阻碍了农业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10]整体来看弊大于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