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吴福辉老师，已有十几年。因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河南大学合办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吴老师在河大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年都会来开封参加开题、答辩，有招生年份的时候还会来参加面试。所以2004年我博士毕业回河大工作，就很自然地认识了吴老师。但那时我是一个青年教师，吴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学界前辈，权威教材里走下来的人物，所以虽然认识了，但除了有时候迎来送往、陪同吃饭，并无更多的交往。记得曾经和吴老师一起去山西长治参加赵树理学术会议，几天时间里知道了吴老师喜欢旅游和搜集地图的爱好。但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私人交往。真正和吴老师熟悉起来，是在我进入《汉语言文学研究》季刊，担任兼职编辑之后。从创刊开始，吴老师便是这份刊物的重要作者，而巧合的是，我在刊物工作的经历，也正好与吴老师为刊物写稿的时间相始终。编辑和作者之间是纯粹的工作关系，但通过这十年的交往，我得以走近、认识一位著名学者的学术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份珍贵而难得的机缘。 一、一个年轻编辑的“理想作者” 2010年，在学校的支持下，《中学语文园地》更名为《汉语言文学研究》，从一个教辅类刊物正式改版为学术期刊。编辑部人手不足，我就担任了兼职编辑，负责近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编务工作。刊物初创，最需要的就是稿源。大家都被发动起来，四处找名家约稿。吴福辉老师是河大博导、学界耆宿，自然是编辑部力邀的对象。因此在改版后的第1期上，就有他的论文《1930年代文学与新兴电影艺术的交互作用》。为了继续支持刚刚起步的刊物，吴老师又与编辑部约定，从第3期开始，开设“石斋语痕”专栏，每期发表一篇学术札记。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栏目竟然坚持了8年之久，而《汉语言文学研究》也成为吴老师晚年发文最多、交往时间最长、结缘最深的一个刊物。 在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编辑看来，吴老师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理想作者”。首先，他是一个很适合开专栏的作者。写专栏，由于有时间限制，到期必须交稿，因此对不少人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不小的负担。但对吴老师来说，这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刊物是季刊，节奏不快。但我想即使是半月刊，对他来说也能轻松胜任。正如吴老师自己所说，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便在地方报刊投稿涂鸦，写教育随笔；从事学术工作之后，长期大量的阅读与思考，又使他积累了无数素材，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将其中的一段集中写出来即可。对他来说，这样的学术札记其实是“学人文化休息的副产品”，并不费力。对于吴老师几乎不用催稿，他已经和编辑部形成了惯例：每一期稿件，由编辑告知吴老师最后截止日期，然后吴老师安排时间写出，按时发给编辑，同时，每年年终会和编辑部确认一次，看下一年这个栏目还开不开。虽然吴老师是学界名家，各种稿约不断，但只要是交稿时间快到了，吴老师一定是先写专栏稿，保证按期交稿。8年之中，只有提前交稿的时候而从无拖延。即使他卧病在床、难以写新稿的时候，也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从存稿中修订、整理出像样的文章，从未耽误过刊期，堪称是模范的专栏作者。 其次，虽然吴老师写专栏堪称轻捷，但他并不轻视这种文体。他对这个栏目，对自己的文字，都有着十二分的重视。在文章形式上，吴老师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文体，拒绝摆出“专门散文家的架子”，务求文章写法的灵活多样。除了常见的学术短论，还包括材料阐释、笔记批注、实地考证、读书劄记、答读者问、名作重评等多种形式，甚至还包括为作家互联网页所写的网页词。①这种网页词从学术角度来说并没有太多创新，但吴老师看重的是学者有时也需要写写这种“向大众传播学术的新文体”。②在文字表达的细节上，吴老师也十分讲究。可能和他做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有关，他的文章行文流畅，遣词造句准确灵活而富有文学性，读起来是一种享受，编辑起来也很省力气。比较起来，有些青年学者的稿子在语言上就问题多多，难以卒读。如果要用的话，需要编辑从头到脚进行深度加工，几乎每句话都要重新修改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以至于我形成了一种印象(也许是片面的印象)：就是前辈学者大多重视语言表述的雅洁准确，在文字表达上问题较多、不能过关的，还真是年青学者居多。此外，吴老师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稿子寄出之后，还会再读一两遍，这样往往还能发现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往来邮件里，经常有他发现多出或缺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又专门来信提醒我注意的例子。也有时候是他突然有了新的灵感，于是在稿件里添加一段附记，重新发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按修订稿发排。这样的习惯也多见于师长辈，同辈或更年轻的作者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着实是不多见。吴老师对专栏的重视，还表现在他非常注意读者对自己文章的反应。他绝不因为这些都是几千字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便敷衍了事，而是像教师重视课堂互动一样，重视文章发表后的效果。他专门给编辑部写信，希望编辑部将收集到的读者反应告诉他，如哪篇较好或哪篇不尽如人意，以便他改进。③在我看来，这绝非他的客套之辞，而是源自一个老“文学青年”对写作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当然，这样一位高标准的“理想作者”和不那么理想的编辑之间，也并非是毫无龃龉的。我和吴老师之间便有过一次小小的误会。那是在2014年，第3期“石斋语痕”稿件是《谈〈雷雨〉蘩漪出场提示语的修改》。我收到稿子之后，觉得题目有些啰嗦，而且标题里的“出场提示语”对于不熟悉戏剧的读者来说也比较费解，就自作主张将题目改为《谈〈雷雨〉的一处修改》。没想到吴老师看到刊物之后，在寄来第4期稿件的同时，严正地提出了抗议，认为编辑在修改他的文章之前，应该征求作者的意见，更何况是改了题目？他并且很认真地提出，如果还要继续合作，就不应该再发生类似现象。这是我和吴老师的交往中第一次受到他的批评。我当时的反应，一方面确实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在进行题目的修改时应该和作者进行沟通，征求作者的意见；另一方面内心仍然认为自己的修改没有错，改后的题目肯定是更简洁清楚的。但今天重新来看，我就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也就是当一个人做了几年编辑，见到各种类型的稿件，有了些经验之后，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和误判。因为在编辑过程中，总是需要对稿子进行修订(包括语言规范、注释格式等等)，并且这种修订也经常会延伸到文章的修辞、段落、结构等等实质性的部分，而在文章发表之后，很少有作者会对这种编辑的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幅度很大的修改)公开表示反对。因此，编辑往往会产生错觉，即自己的修改总是正确的，自己总是要比作者高明的。而事实上，这只是经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扭曲之后的一种虚假知识关系。编辑可以修改，作者对修改不表示异议，并不意味着修改就一定是准确的。现在看来，吴老师原来的标题并无语法错误，而且有其表意清晰明确的优点。我的改动虽不能算错，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而以“简洁、精炼”等等为名义，将改动强加于作者，不正是潜意识中对权力的一种滥用吗？学术刊物对投稿者往往都有一句提醒：“本刊有权对稿件进行必要的修改与删节”，但这种权力也应该慎用。不仅对著名作者是如此，对普通作者、青年作者也应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