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市的发展与城市文学的大量出现，城市书写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城市文学研究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这一热点话题与“70后”“80后”写作，及“文学关注现实、书写当下”的时代召唤具有研究上的交汇点。但也存在暧昧不明的状态，如过分强调城市的现代性，共通的事物多，独特的韵味少。亦有评论家指出城市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问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没有青春”以及“纪实性困境”①。具体到河南城市文学，如何书写城市文化品格，包括古都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原人特有的人生哲学、生存方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改变等，成为亟待研究的新问题。本文尝试以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创作为例，研究具有河南地域属性的城市文学书写及发展脉络。通过他们对于城市的不同理解和表述，进行对读，借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城市文学的发展风貌，以及不同代际作家所承递的地域文化精神脉络。 一、城市与乡村 “50后”作家李佩甫一直坚守在河南的土地上写作，其作品也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文学从乡土到城市的变迁史。《城的灯》《羊的门》②等已经显示出其注重对中原权力结构的呈现，对土地、气味、植物的迷恋，在他的持续写作中，多是一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挣扎在城乡之间，始终存在城与乡的双重参照。城市是物质的聚集地，乡村是精神的栖息地；城市代表文明、现代、富有，乡村代表田园、理想、贫困。 在长篇小说《城的灯》中，“四个兜”是农家子弟冯家昌的第一个人生目标。“穿上‘四个兜’，这就意味着他进入了干部的行列，是国家的人了。”③尽管他无限怀念“谷草的清香和拌着青春的腥香，把一个小小的窝铺搅和成了一锅肉做的米饭！”但仍决绝地放弃乡村和美好的恋人，走入城市，期间的挣扎与选择也被认为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里描写了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的精神史”④。 雷蒙·威廉斯分析乡村与城市时曾有这样的观点，“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⑤这样的理论依据同样可以在李佩甫的小说中找到对应。如《城的灯》冯家昌因进城导致的背信弃义和性格异化，以及香姑所代表乡土文明的仁义厚重。 李佩甫说：“《城的灯》是写逃离的，就是从土地逃离乡村，是一种对灯的向往、渴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叛逆。”⑥不管是记忆中的理想田园，还是现实中的城市野心家和梦想家乐园，逃离农村还是成为一代人或数代人的宿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对立所导致的乡村集体贫穷带来的屈辱，在路遥、贾平凹等作家笔下多有描述，这也使得我们在阅读作品时，既对不断涌现的进城故事的种种背叛行为表示憎恶，但又不乏同情和理解。 在《生命册》中，故事开篇就是决绝的出走，是主人公刻意割断乡土关系，进入城市的故事。作为一颗被移栽进城里的种子，吴志鹏在城市读大学、读研究生，有了单位、扎根落户，但不堪故乡亲人的屡次打扰，无法忍受种种超出他能力的重负，只好选择逃离，将个体从乡土阴影中挣脱出来，但却时时感到自己的“黄土标记”，并自认在城市中，只能永远是一个流浪者。吴志鹏的“还乡”之旅也成为一个隐喻，在城市中漂泊的人们如何寻求心灵皈依的问题，在无尽的追逐金钱和欲望的时候，人如何同自我的精神世界和解的故事。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生命册》授奖辞写道：“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生命册》正如李佩甫所深爱的大平原，宽阔深厚的土地上，诚恳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⑦。 相较而言，《平原客》是李佩甫文学系列中较为洋气的作品，融入很多现代事物和城市的新思考。主人公李德林虽出身农村，但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并凭借卓越的学识迎娶教授的美丽女儿，自己也漂洋过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是一个有着洋墨水的被中西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在李佩甫笔下，从外在到心灵，他并没有和土地裂变，而是始终保持“乡土性”。多年的汉堡包没有改变他的脾胃，多年的西化生活也没有改变他的灵魂，从外表看他仍然像一位农民。即便贵为省高校副校长时，他看上去仍是一个“比农民还农民的小老头”。 作品也在借警察赫连东山反思代际的问题。他是一位优秀的警察，却和儿子有着深深的隔阂，儿子从小喜欢打游戏不服管，在他眼里是典型的不成器。但就是这样的儿子，大学时能靠打游戏卖装备赚钱，毕业后就能拿到30万、50万年薪，而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才年薪不到5万。故事中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他劝说儿子辞去年薪30万的工作，找一个正经工作干。而在染着红头发、戴着大耳环的“90后”眼中，郝连东山就是老顽固、土鳖，引发儿子粉丝的追骂。他心里也清楚：“这不是你的时代了。”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中国的青年人，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经历了家庭中众星捧月般的无尚呵护，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时代残酷的差别和竞争”，“这些构成了这代人特有的社会经验或集体认同，使之区别于他们的父母——不仅仅在年龄上、经验和意识上，也在价值观和生涯选择上”⑧。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李佩甫的“平原”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它可以有忠诚的“50后”所理解的伟大、理想、正义，甚至包括对工作正经、不正经的划分；也会有奇异的“80后”“90后”“我的青青我做主”的不流俗，坚持自我的兴趣与个性。在这部看似差异很大的书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城市的多维空间，有不同代际对于人生的不同理解，有出身的烙印导致的认知和生活习惯差异。而在故事的讲述中，作者将农村青年与留美博士的身份缝合，将官与商的职业生涯勾连，呈现一个现代性的多元城市景观。在这个城市景观中，不仅仅有传统记忆的合记烩面，还有新兴的高档会所；既有古老开封的“德化浴池”中精炼的手艺人，也有城市新冒出的按摩女郎。土与洋组装成城市，所有人既改变着城市，也被城市悄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