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21)02-006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21.02.006 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乡土中国叙事”一词越来越被人们频繁使用，它隐含的是研究者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遭遇的乡土社会及文化问题的极大关注和焦虑。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历史变局之关键节点上，当研究者企图以一个形象化的概念来概括文学创作中旨在呈现乡土社会及文化问题的文本类型时，“乡土中国叙事”因其糅合了“乡土”和“中国”这两大价值元素，可以为人们打开一个新视野。不过迄今为止，大家对“乡土中国叙事”这一概念尚未作出学理化的严格界定。那么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才能充分发挥它潜在的学术价值，回应时代的需求呢？本文试对这一概念的建构，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乡土中国叙事”的内涵 在进行学术思考时，通常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则是，概念须有明确的内涵。欲将“乡土中国叙事”当成一个独立范畴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确定它的内涵。尽管被人们频繁运用，但仔细追究不难发现，大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意义平面上：有的把它等同于以具体农村农民生存内容为对象的叙事，着眼点在“乡土”上，不妨称之为“中国之乡土”叙事；有的把它当成一个基于传统农业文明价值范畴的叙事，着眼点在“中国”上，不妨称之为“乡土之中国”叙事。这两种理解方式所派生出来的内涵和外延的差别是巨大的，但又各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下“所指”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今天对“乡土中国叙事”概念的设定，离不开对其内涵生成及演变的历史语境考察。 “乡土中国叙事”这一概念的核心词语是“乡土中国”，“乡土中国叙事”概念理解所遇到的分歧，其实来自于“乡土中国”指涉内容给人带来的困惑。“乡土中国”一词并非当下发明的新词，它最早源于何处可能难以考证，但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却是缘于费孝通以其命名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它在“中国之乡土”与“乡土之中国”之间的困惑也始于这部著作中含糊的表述方式。一方面，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这部书里开宗明义道：“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显而易见，这是在一种文明范畴的“乡土之中国”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指的是作为“现代中国”对立面的传统中国乡土文明范式。另一方面，书中对“中国基层”的解读，对准的却只是由“乡下”和“乡下人”构成的“中国之乡土”：“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②书中所分析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也基本上全是针对“乡下人”的生活方式的。从逻辑学角度讲，由“乡下”和“乡下人”构成的“中国之乡土”本来是和城市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基于乡土文明范式意义上的传统中国即“乡土之中国”是和“现代性”相对的概念，“中国之乡土”和“乡土之中国”不属于同一个范畴。费孝通先生既然在自序里说要讨论的是“乡土之中国”问题，何以又不去做认真的逻辑辨析，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它和“中国之乡土”概念糅合在一起使用呢？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里，这其实也不难理解。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主要内容的完成时间则更早，当时中国尚处于乡土农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乡土农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内在的价值建构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价值建构有诸多互通之处，因而乡土农村在这些早期的研究者看来，自然而然地成了传统价值范式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的雏形。也许由于这个缘故，费孝通先生还没有感受到有从逻辑上严格区分“乡土之中国”与“中国之乡土”的必要性。不只是费孝通先生个人有如此认知倾向，甚至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普遍化的认知倾向。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代表人物晏阳初就认为：“中国社会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③，而“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就是乡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而自力更生的途径也必须走乡建的一条路”。④当时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另一代表人物梁漱溟也说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⑤在他们这里，乡村社会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范本，二者之间在具体内涵方面的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谈乡村和乡下人的问题自然便是在谈现代性视域下的传统中国问题；治中国之病，当然需要乡村吃药。 “乡土中国叙事”作为现代性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转型与发展问题在文学叙事领域里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它的出现甚至比一些社会学家的乡村建设实践更早，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初，一些先觉的文学家基于乡村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内在价值的互通，已经开始把乡村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而予以审美发掘和文学表现，尽管当时人们未曾明确使用“乡土中国”这一术语。如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等小说，都是依托乡土农村的人和事，来呈现代表着中国问题的“国民性”。鲁迅还曾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倾诉他塑造阿Q这一形象的个中甘辛：“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只得依了自己的察觉，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⑥鲁迅先生这里所说的“未经革新的古国”，便是在时人眼里与“现代性”国家民族想象处于对立位置的“乡土中国”的另一种说法。 用“中国之乡土”叙事来传达对转型过程中的传统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怀固然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但毕竟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一阐释思路的本质性缺陷在于：正如“中国之乡土”在本体上不足以对等地解释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内在特质，“中国之乡土”叙事也不足以全面承担审视传统社会现代转型这一文学重任。“中国之乡土”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只是整体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单元，而基于农业文明范式的种种特征却覆盖了包括形态更为复杂的城市在内的整个传统中国社会。毕竟自战国、秦汉以来，中国特色的农耕文化取代原始经济成为整个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后，由此派生的文明基因渗透了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之乡土”尽管长期以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基本价值形态方面体现了与传统主流社会的一致性，但即便在古代的社会历史中，与同样在农业文明根基上发展出来的作为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积聚中心的城市相比，它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都过于简单，难以借此明辨传统社会的深层次运作。所以像鲁迅那样依托乡土农村叙事来演绎自己现代国家民族想象中的传统中国，大都是在笼统象征的意义上而言的，而无法以正面突进的方式给人们建构出承载着传统中国种种深层次运作特征的立体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