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04-0162-11 1980年4月23日，黄钢、魏巍、姚远方等创办的《时代的报告》(季刊)正式出刊，为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刊。黄钢时任公安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因此刊物隶属公安部，由解放军印刷厂印刷，穆青、梁斌、康濯、杜宣、安岗、曾克等人曾列名主编，但不参与具体编务，一些部队作家参与编辑工作。 《时代的报告》代表着1980年代初一股守成的文学思潮。当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时，编辑部仍坚持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在创刊词中“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上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在许多刊物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该刊仍然坚持“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在许多刊物提倡写真实和干预生活时，该刊坚持“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在许多刊物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时，该刊“坚决反对把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更不打算以那种口头上着意宣称的人民性去片面地取代文学的党性”。① 在这一办刊思想指导下，《时代的报告》几次成为争议焦点，与多数文学报刊尖锐对立，并最终转变为专发报告文学的“专业性”文学刊物。梳理相关的争论与各文学报刊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新时期之初新旧文学规范的调整及其复杂性：在本质化与写真实、政治化与专业化、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十七年”与“新时期”的尖锐博弈中，建立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旧”文学规范逐渐消解，与新时期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文学思维结构则逐渐形成。 一、关于“写本质”与“写真实”的论争 1980年1月23日，全国剧协、作协、影协在京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期长达22天，会议旨在通过自由讨论，解决文艺创作中某些带有根本性、倾向性的重要问题。周扬、夏衍等人在会上反复强调坚决贯彻“三不主义”，倡导平等自由的讨论。会议充分肯定了三年来文艺所取得的成绩，批评了某些低估和抹煞成绩的观点，并重点对《在社会的档案里》(下文简称《档案》)《假如我是真的》《女贼》《飞天》等反映封建特权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作品展开讨论，多数与会者肯定作品敢于触及社会矛盾，并指出作品存在的不足，呼吁作家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并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② 然而，座谈会上被批评的观点，很快出现在《时代的报告》上，该刊并不看好近三年文艺的成绩，尤其不满1979年弥漫于各文学刊物的伤痕文学潮流，因此激烈批判《档案》《飞天》等作品，并试图扭转文学创作的方向。主编黄钢曾明确阐述自己的批评观：“我们的刊物不是一般地评论文艺，是从国际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角度来评论某些作品的原则性问题的。”③在筹办《时代的报告》时，他曾邀请孟犁野写作关于《档案》的评论，孟交稿后，黄钢没有采用，他想要的“是思想评论，而不是一般的‘文艺评论’”。④《时代的报告》的评论文章，高度重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而较少关注作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譬如指责《档案》“宣传叛国无罪”，“主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是“有损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的垃圾”⑤；指责《飞天》在反对封建特权时“竟然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加以怀疑了”⑥，并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刊发作品的《电影创作》《十月》等刊物。 这种在过去曾反复出现的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与新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伤痕文学成为主导性创作潮流，是特定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产物，是各种不满情绪长期积聚的结果，是作家们真实思想情绪的反映，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档案》初刊于民间刊物《沃土》，《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转载后，作品尖锐的反封建主题引起读者广泛共鸣，该期刊物严重脱销，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持肯定态度，大多给予最热烈的颂扬。《时代的报告》则反其道而行之，刊文批判《档案》，编辑部收到观点不同的来信15封，其中有3封是尖锐批判刊物的。漠雁在《解放日报》刊文批判《骗子》《飞天》《档案》，编辑部也收到许多来信，“其中当然有热情支持的，但主要是争辩反驳的，也有攻击谩骂的”⑦。漠雁批评《档案》的文章在《文艺报》刊出后，编辑部收到来稿106篇，赞成的只有3篇，持反对意见的达99篇。⑧刊发《飞天》的《十月》编辑部也收到读者来信34件，其中肯定和赞扬小说的11件，关心小说主人公命运并为作品辩护的17件，基本上肯定并对作品提出意见的5件。⑨多数读者的心理可谓一目了然。而作家、评论家因不满过去文学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也多主张写真实讲真话。早在1979年10月与12月《文艺报》连续两次召开的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也对上述作品基本持肯定态度。 《时代的报告》杂志对《档案》《飞天》等作品进行的批判，侧重政治分析与评判，而对主导性的社会心理关注不够，并试图扭转这种社会心理，这容易导致文艺远离人民生活，不利于反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不利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因此《人民日报》《文艺报》《安徽文学》《长安》《芒种》等纷纷刊文商榷。相关争论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 第一，关于封建特权、官僚主义与青少年犯罪问题。《时代的报告》激烈批评《档案》等作品，意在限制文学表现这类问题，引导文学关注积极向上的力量。而支持者则认为作品“在反封建、特别是猛烈地冲击封建特权上，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中世纪的腐朽现象表示强烈的义愤，是完全正当的”⑩，认为作品“决不是指向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指向党和军队，而是指向我们社会上的封建主义余毒，指向我们具体制度中那些使封建特权得以滋生、利用的环节”。(11)多数讨论者主张把社会制度与封建遗毒区别开来，不赞成把封建残余影响夸大为主要矛盾，并期待通过文艺创作揭露封建特权和干部特殊化现象，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清除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