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作家家属访谈会时常浮出水面，这是史料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较难处理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最贴近作家的当事人，他们最熟知作家的思想、情感、交游关系和创作状态，洞悉作家隐秘的日常心理；与此同时，这种观察又带有主观偏颇情绪，对下一步研究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与暗示。因此，如何处理这些材料，需要如陈子善所做的那样，在当事人提供的纸面东西上，继续细究、问疑和补充，即使已经发现了一个材料，也要在寻找另一份材料后，求得真相。① 因为要做与已故“七月派”著名诗人牛汉先生相关的研究，2020年11月7日，我对牛汉先生的女儿史佳女士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采访，编写了《史佳访谈》的整理稿。这份访谈，时间横跨20世纪四十年代到21世纪的七十年，内容丰富，涉及不少人与事，有些地方极为翔实，有些地方十分稀薄，比例不太均衡。也因为它不够系统完备，有些事例不便披露，只能选择其中与我研究关系紧密的部分，做一点研究性的札记，以就教于各位研究牛汉先生的方家。 一、牛汉的家庭 牛汉，1923年10月23日出生②，2013年9月29日去世，享年90岁。原名史承汉(后改史成汗)，现用名牛汀③，笔名谷风、牛汉等。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父亲系思想开化的中学教员，母亲曾教他读唐诗，也是一位传奇女性。④1939年开始写诗，早期代表作为《鄂尔多斯草原》等。1943年就读于西北联大俄语系，与安徽桐城派后裔、后为妻子的吴平女士结识，在此期间投身革命工作。他五十年代蒙难，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新文学史料》主编、协助丁玲办《中国》。新时期以来创作有《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等著名诗篇。与吴平育有女儿史佳和儿子史果。 据史佳讲述，父亲性格耿直、开朗，热心助人，是一个坦率的人。母亲少言和矜持，但内心坚强。她回忆道： 我生的时候是在开封，当时是住在开封的一个书店里头，那个书店好像是窗户都没有，我爸和我妈后来讲，生我的时候我爸看了一眼，看完一眼他马上就走了，因为当时贴了布告抓他。而且我妈坐月子的时候，好像是当地的地方党组织送了一斤鸡蛋，就这么坐月子，然后我出生八天，我妈就把我拿被子什么围着，开始晚上去大街上贴传单去了。⑤ 访谈人札记：牛汉1938年入党，一度在河南开封从事地下工作，以办书店、摆地摊为掩护⑥，其间曾与河南大学教授、诗人苏金伞交往。⑦史佳出生于1947年，中间穿插父母从事革命活动的行踪，她回忆记述的可能是这段事迹。之后，因为当地风声紧，也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把他调往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进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成仿吾的秘书，1950年10月，背着妻子吴平参加抗美援朝。以后轶事，许多书籍和访谈中都有记述，在此省略。⑧关于牛汉这一时期的事迹，目前比较简单，口述里所述也不多。⑨原因是缺少一本史料更加翔实的《牛汉传》，去逐步填充其中的稀少或空白之处。这种情况下，《史佳访谈》难能可贵地补充了牛汉夫妇在20世纪四十年代生活的某一瞬间，在我看来是这份材料的亮点。 当访谈人问到他们一家人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活经历时，史佳讲述说：那时，弟弟在北大荒插队，爸爸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甘肃天水的三线工厂，妈妈在河南，一家四口，人分四处。 那会儿修焦枝铁路，我妈开始在河南孟津吧，后来把她调到北京铁道学院，又说是解散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这学校就现在不办了，又去了武汉铁路局，然后从那儿就把她直接调到干校去了，在湖北襄樊的干校待了好长时间。⑩ 访谈人札记：李城外编的《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中收有牛汉《五年零三个月的干校生活》和《一首诗的故乡》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一篇谈牛汉五七干校的五年生涯，一篇谈《悼念一棵枫树》得以产生的缘由和心境。没有谈及妻子、女儿。由此可见这个家庭的变故。史果《咸宁“五七干校”杂忆》一文叙写他由北大荒到干校探亲的所思所感，笔调悲凉，同样也未曾涉及当时家庭的具体情状。人分四地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只能以隐忍应对。干校后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单位回京。当时牛汉与绿原等人在一起，他们和一些人没单位要，只能继续滞留。后来干校领导积极推荐，仍无结果，所以待得最久。多年以后，牛汉以自嘲又痛心的语气回叙道，“到1972、1973年，干校的人都走光了，所谓的没有问题的人都分配了，回原单位了，就是回北京了，文化部干校嘛，都是北京的，一些不能回去的人到地方去了，像广西啊，湖南啊，一小部分留在干校，处理品，没人要，分配不出去，各类分子吧，我就是那些各类分子，全校也就只有一小撮，最后大概到干校撤销了，没人要一窝端就都回北京了”。(11)可见并非从四十年代直接跨越到七十年代，中间岁月的跌宕，比如牛汉五十年代的思想转变，在历次运动中的种种表现，也影响到他成为撤回北京的最后一批人。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牛汉是一个很活跃的诗人、杂志主编，直接参与了与当代文学史“新时期文学”部分的重要活动，有些事关当代文学史的“史料”部分，如创办和主编《新文学史料》；有些涉及八十年代年轻作家的井喷式涌现和成长，如帮助丁玲执编《中国》；还有，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七月派”、“九叶诗人”阅读热和研究热，如编选轰动一时的诗集《白色花》等；他对朦胧诗人的扶持，也是一个文学史史料的亮点。张伟栋、李建周和牛汉的访谈中，对于编选《白色花》的具体过程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白色花》主要是我编的，绿原是我后来请他的。他比较有影响，有社会影响。当时《九叶集》他们编好了，我和曹辛之两个人很熟，他说你们也应该编，我就和组织谈。一个搞诗歌的吧，他说可以，……我和出版社编辑的关系一直很好的。(和作者怎么联系的)那就到处写信，主要是我来写的，我请绿原写序，主要是我来编的，他比我大一岁，……比我有影响吧。田间，艾青他们不愿意，……《七月》是半同人性刊物，就他们是志同道合的，鲁迅的信徒嘛。田间和艾青和我感情很好，艾青我们1938年就认识了。后来他把我忘了，他说，当时好像有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的，我那时个子一米六，后来长到一米九，后来和我谈起来他知道了。1948年秋天，一到华北大学我就找他去了，非常仰慕他是吧。(《白色花》里的人你都熟悉吗)大部分都不认识，我和绿原商量人选，首先得有作品。”(12)《史佳访谈》缺了上述一大块。不过，她谈到牛汉后事的安排倒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