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组织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大连会议”)。此次会议虽然规模较小，仅仅召集了北方八省市的十几位作家和评论家与会，加上中宣部、中国作协的领导及会议工作人员，总共也就20人上下的会议规模；但由于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值国家政策全面“后撤”时期，因此会场上讨论的话题范围较广，除了对小说创作提出了改进意见，还真切触及了当时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严峻问题。随后由于国家战略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大连会议”连同其提出的文学“纠偏”思想随即遭到质疑与批判，一些与会人员的命运也遭遇巨大流转。“一体化”语境之下，“大连会议”对文学创作及农村现实问题的深度探索，以及被某种历史合力裹挟的命运浮沉，都透射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尤其是对其时文坛权力机制、话语运作等等问题的考察，它更是一个值得细致触摸的历史标本。 一、会议的缘起与组织 1960年代初，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一“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文艺界召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大连会议”是其中之一。它与1961年1月的“新侨会议”和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等一道，共同对自“三面红旗”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自介入下，中共中央以发布文件的方式，于1962年4月出台了新中国文坛第一个带有纠“左”性质的条例，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艺八条”在“前言”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工作“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片面地追求数量”，有些文艺领导干部“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不应有的损害”①。红头文件的这些表述为文艺界传来了“春天”的讯息，文艺工作部门随即进行工作整改。因此，“大连会议”可以说是“八字方针”和“文艺八条”的历史衍生物，它既受到了中央放宽与繁荣文艺工作精神的鼓舞，也是对贯彻落实这种精神的必要回应。 正是源自这样一种背景，“大连会议”在组织层面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体制程序的，并不存在“文革”中所指摘的“背着党召开的反党黑会”的事实。“文艺八条”颁布后，作协开始反复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酝酿改进方案。此间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现状与问题，曾和中宣部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周扬有过交流，由于谈话内容和周扬当时的思考十分吻合，所以那次谈话为邵荃麟“后来召开大连会议的意图打下了初步基础”。6月初，作协党组有了在夏天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的想法，在与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商谈并取得一致意见后，邵荃麟起草了《1962年至19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明确将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列入其中。7月间，邵荃麟就“大连会议”的初步安排再次向周扬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对农村现实、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写人物等问题的看法，听取了周扬的意见。这些谈话内容事实上后来都成了“大连会议”的主要话题。会议召开前，邵荃麟就侯金镜拟定的会议议程也在刘白羽家中向中宣部另一位领导林默涵作了汇报，后者也表示了同意。在“大连会议”提上工作日程之后，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四人领导小组，分别是邵荃麟(组长)、侯金镜、陈笑雨和李曙光(黎之)。领导小组成员中既有中国作协的人(邵荃麟、侯金镜)，也有中宣部的人(李曙光)，还有人民日报社的人(陈笑雨)，并非中国作协独此一家。从中可知，“大连会议”从酝酿、做计划，到会议筹备组的搭建，再到议题的形成以及议程的落定等，都彰显着其时文坛的体制逻辑，它是一个在大气候的牵引下，由中宣部统筹与指导、作协党组具体负责的体制内会议。② 有关“大连会议”的议题，据李曙光的记录有五点：1.怎样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2.人物创造问题；3.题材的广阔性和战斗性的关系问题；4.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5.艺术形式、技巧问题。③其中，邵荃麟认为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当时他“把这作为最主要议题，以此为中心，围绕讨论创作问题，也不限得过死”④。这些议题的设置，以及“先让作家们谈谈农村形势”的议程安排，实际上也就预设了“大连会议”的两大“话语场”——农村现实问题与小说创作问题，以及会议开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农村现实问题的事实。这些议题的生成，联系着邵荃麟、侯金镜等会议组织者当时的思想动态与行动状况。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当时邵荃麟和侯金镜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都“表露了对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反对态度”。邵荃麟在“文革”初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我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心境极其阴暗，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怀疑”⑤，“心境阴暗”当然是修辞，但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的动摇却是真实的心理，这构成了邵荃麟当时的思想重心之一。二是在会议酝酿初期，邵荃麟居然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集中“看了一百多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并通过与侯金镜的交流，两人在小说创作问题上形成了许多一致的看法，包括“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写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够，揭露矛盾不够”⑥等。这些有关农村现实和小说创作的思考，经与周扬、林默涵等中宣部领导人交流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就进入了会议的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议题的确立也不完全是邵荃麟、侯金镜等人思考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掺入了周扬当时对农村形势和小说创作问题的看法，包括在与邵荃麟谈话时提到的“现在国内经济困难更严重了”“人们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⑦等观点，无疑为邵荃麟最终落定这些会议议题提供了信心和支持。 在确定参会人员的问题上，除了主要考量与会人选的创作影响力，还特别看重其对农村实际状况的熟悉程度。即会议邀请的，是那些既在农村小说创作方面颇有建树、同时又熟悉农村现实的作家。“大连会议”并没有像此前的“新侨会议”或“广州会议”那样，邀请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国家领导人与会，也没有邀请期刊编辑等工作人员参会。对此当时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大连休养的沈从文就颇为不解：“这里的创作会议，怎么不让刊物编辑处看小说的改小说的也来两个人列席听听，并就谈谈看稿总印象？”⑧现在来看，与会人员的这种少而精，应该体现着当时组织方“谈论问题”的急切与务实，即少一些会议程式，多谈些实际问题，以对农村短篇小说创作形成某些明确共识。比对多种历史叙述和可见的一些史料，参加“大连会议”的实际人员除了周扬、茅盾、邵荃麟等人外，应该还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陈笑雨、胡采、侯金镜、李曙光等14人。赵树理之所以是“大连会议”的首选，一则因为他是当时文坛公认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圣手”，在农村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最具有代表性；二则因为他此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判直指农村实际问题，是邵荃麟和侯金镜认定的“最懂得农村”“对农村问题有很多好见解”的人；三则因为赵树理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邵荃麟和侯金镜都有借此次会议为赵树理“翻案”的想法。邀请西戎、李束为等山西作家与会，则或许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有赵树理的特征与风格，都更加强调呈现农村生活的本来样态和吸收本土的东西，这种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自觉保持一定距离的创作倾向，与当时邵荃麟强调“现实深度”和“揭示人民内部矛盾”的创作思想较为吻合；同时，这些山西作家在1960年代初也对“三面红旗”有“动摇”，并表示过“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的苦闷，这或许也让组织方对他们的发言怀有更多期待。另外，李准虽然过去主要写英雄人物，但他也熟悉农村，而且他的创作影响也很大，邀他来参会，是为了“影响他来写‘人民内部矛盾’和‘克服困难’的作品”，以壮大反映农村现实问题的创作力量。邀请康濯与会，则主要因为他在“大跃进”期间曾以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身份在徐水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参与了许多农村具体工作，对其中的问题了解很多，同时他也是农村小说创作的一个知名作家。总之，无论在农村小说的创作上还是在农村现实问题的认知上，参加“大连会议”的人员都堪称专家。这一方面为“大连会议”所提意见的“尖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后来批判者所谓的“把这些牛鬼蛇神凑在一起”从事“放毒”“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等提供了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