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能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2]。 三螺旋理论认为,在日益知识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可以在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教育功能使得大学等成为知识社会的核心机构,学生的流动确保了高等教育作为创新源泉的首要地位[3]。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知识创造将主要发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同时,研究生教育可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至关重要的研究人员[4]。正因如此,研究生教育成了创新政策制定者的重点关注对象,扩大其规模也成为很多国家培养创新人才、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美国较为重视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的作用,其研究生院委员会曾专门发布题为《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与创新力的支柱》的报告,肯定研究生教育在美国国家创新与竞争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5];澳大利亚发布了支持下一代研究者与创新者培训的《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强调研究生教育对研究者与创新者培养的重要性[6]。 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与本专科教育相比又是否具有优势,这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者们关注。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实证研究通常只分析整体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作用[7],对研究生教育影响的探讨较少。因此,本研究将实证分析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以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自1987年弗里曼(Freeman)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这一理论已成为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指导创新实践的重要工具。弗里曼认为: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是保持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种能力可在国家水平上体现出来,并通过国家行为形成与发展,要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就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8]。弗曼(Furman)、波特(Porter)与斯特恩(Stern)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即“一个国家作为政治和经济实体,长期生产与商业化新技术的能力”,进而构建了一个由公共创新基础设施、支持创新的特定产业集群环境条件以及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与支持创新的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质量三方面组成的国家创新能力框架[9]。 依据国家创新能力框架,大量文献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有研究调查了新兴创新经济体实现成功追赶的原因[10];有研究发现大学研发在我国创新能力建设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11]。还有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侧重点对这一评价框架进行了修改。如有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16个东欧转型期国家创新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证实了大学和国家现有知识储备的关键作用[12];还有研究将法律相关的指标从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中分离出来,专门探讨了其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作用[13]。这两项研究的分析思路为本研究提供了方向,即在国家创新能力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变量,从而分析不同因素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14]。 随着相关实证研究的深入,除了采用代表创新产出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数量及代表创新投入的研发支出评价创新能力外[15],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因其更加系统、全面的特征而成了研究者们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常用指标[14]。如有研究基于34个国家2009-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创业活动对GII指数影响,发现对其有显著影响的是创新驱动型创业,而非总体创业[15];有学者证实了“金砖四国”GDP与其GII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16];亦有研究探讨了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提升创新绩效必须的条件,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国家提高创新水平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同[17]。 具体到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已有多项研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如前文所述,基于国家创新能力框架的论文,通常都会分析各级教育支出、注册人数或高校研发经费对国家创新产出的影响[10-13]。其他实证文章也不会忽略教育的作用,如有研究在分析欧盟区域创新的源泉及基础要素的作用时,以劳动力中本专科学历拥有者及科学技术教育接受者所占的比例衡量智力因素,发现其对地区专利活动有显著影响[18];亦有研究者发现,在不同创新层次的国家中,教育发展水平总得分及教育效益对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始终是存在的;教育保障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对创新能力产生促进作用;而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对不同创新能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19]。 已有研究之所以关注教育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关系,主要是因教育对创新活动十分重要[20]。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在知识创新、科研人才培养上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论述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影响机制的文献较少,实证分析研究生教育对创新作用的研究也较为少见,仅有少数文章将研究生教育规模作为人力资本的分指标进行了控制[21],或单独分析了国际研究生对美国创新的影响[22],而国内学者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也偏向机制阐明与个案分析[23]。因此,有必要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基于国家创新能力框架,以高等教育各层次的毕业生数衡量其规模,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GII指数衡量国家创新能力,使用国别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高等教育各层次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重点关注研究生教育。 (一)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