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21)02-0025-08 随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逐步深入，大学治理如何变革创新回应时代诉求已经刻不容缓。在“管评办”分离、“放管服”改革启动之前，大学治理主要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去行政化”等改革相伴，这体现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对“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强调上。更具体地表征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规定中。新时期，高校治理变革进一步与“双一流”建设结合被提升到全新高度。 治理效力提升、善治是大学治理变革的最终落脚点。推进治理结构创新、章程制度体系完善，反映了不同的变革取向。问题在于：结构化变革建议在现实中具有多大的可能空间？治理结构与治理效力是否存在线性对应关系？完善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但相关制度规范形式化、虚化等效果不彰问题又说明了什么？相关变革思路背后体现出不同的方法论取向，涉及结构主义、制度主义等，之间有着何种逻辑关系？上述皆是悬而未解的重大命题，有待深入探究。唯其如此，大学治理变革方能更好地向前迈进。 一、结构凝视：高校治理结构的负载及可能 新时期，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提升治理效力，不仅是回应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对大学治理变革的调整诉求，更被寄予服务于“双一流”建设、高教强国战略等期望。完善途径之一，便是变革大学治理结构，背后指导思想则体现出结构主义方法的特点。 (一)结构主义治理的理论意涵及实践表现 结构主义取向的治理研究，关注重心在大学治理结构的重塑方面。核心逻辑假设不同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现实功能。相应，特定的功能期待——大学善治、办学绩效提升，也呼唤着大学在治理架构上予以妥善安排。分析层次上，包括大学外部治理结构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其中，外部治理结构，主要是协调好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治理结构，从横向权力结构看，涉及党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等的平衡；从纵向权力结构看，涉及校、院两级关系的处理等。 结构主义改革，在治理变革实践上有以下体现。外部治理结构，府校关系方面主要是减弱政府对大学的管制，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通过以上改革，扭转现实中的“强政府、弱大学”结构格局。具体包括：政府推行“管评办”分离、“放管服”改革，公布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撤销相关教育行政审批权项，高校完善章程建设，凭借“大学宪章”依法自主办学等。大学与社会关系方面，改革举措包括推动成立董事会、理事会等机构，从结构上回应大学“多元共治”对治理主体的“多元”要求，以此对之前社会力量治理参与缺失问题进行纠偏。 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总体旨在重塑大学内部权力关系，以形成一种相对均衡协调的权力结构，改变为人诟病的“大学行政化”问题。在“横向结构”方面，包括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学等制度规程建设，以实现党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等的均衡协调。“纵向结构”方面，更多以学界倡导及个别学校试点探索为主。如结合高校学术组织“底层沉重”的特点，基于大学治理变革阻力困境的研判，建议从完善“学院治理”做起，以“自下而上”路径，推进治理变革创新从学院层级扩散至学校层级。在高校实践探索上，上海交通大学的“院为实体”改革堪称典型代表。 (二)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结构主义治理的负载及可能 在静态权力结构上，凸显学术权力、师生权利、社会力量，是对传统党政一元主导治理架构的纠偏，除体现治理体系重构的开放性外，也回应了学术权力弱化/虚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个体权利保障不够等现实弊病。上述变革思路及实践，毋庸置疑是值得特别肯定的。但结构化的变革思路，也犹如一把“认知之锁”，“框定”着人们对于治理变革的认知思路，使改革被“隐蔽的力量”左右，难以走出“路径依赖”，同时也失去了寻找新方向的可能。 1.自我与他者：中西大学差异及治理变革方向 对于中国高校治理结构变革方向的选择，或多或少是通过作为对象化的“他者”——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以他者之镜方式来完成“自我”认同与想象的。毋庸置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但问题在于认知、学习的方式。当自我表述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方框架来获得，这种认识、发现、寻求自我的方式，客观上就构成一种悖论——“以他人代替自我”，从而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自身主体性。①当将西方大学制度视为现代，将本国大学制度等同于传统，或者将西方传统视为标准、参照，需对接的“轨”，而自身传统则被认为是需要矫正的偏差。那么，多少已经陷入一种“自我东方化”，同时忽略了西方制度所镶嵌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如美国大学治理结构，正是美国宪法体制的写照，高等教育结构复制了美国政治联邦主义的多元治理结构②，政府(干预)、大学(自治)及中介组织(监督)间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大学作为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对于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相应就必须考虑“不同的历史造就不同的制度”，治理变革的政府主导特征，第三方机构的发育状况等国情背景。正如相关论者所言，“现代大学制度”这一中国化概念，它不完全是“现代”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