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2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数十家博物馆陆续发布“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见证物”的通告，面向全国启动抗疫相关实物、口述资料的征集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此次全国博物馆反应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征集对象之丰富，较以往对公共事件的应对态度是鲜见的。这反映出博物馆与社会互动范式的革新，博物馆愈发正视在社会快速扩张和更迭的过程中，自身对于记录、展示和反思重大公共事件的使命与责任。公共事件在本文中指向与传统古器物和古代历史主题展览相对应的、反映现当代社会发展重大社会和自然事件的主题展览，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①将公共事件，以不同于学术实践的方式，转变为活动中的、可用的和可见的公共历史，营造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和更高层次的普适价值，为最广泛的公民个体塑造、保存和共享过去，即所谓的“公共记忆”，以推进自我和集体的认知，实现民族认同、社会稳定与团结，为人类尊严、平等正义和地球福祉做出贡献。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场所”和以公共事件为代表的“记忆”成为了公共历史实践的新的中心。博物馆积极建构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集合体，再由不同的叙事和传播方式强化和传承这种公共记忆，其记忆媒介角色得到了广泛共识。 一、博物馆的公共记忆媒介角色 自博物馆诞生之日起，其社会职能就包括教导公众有关社会形成的过程与内涵，涉及社会文化、风俗、道德伦理，以及通过所展示的藏品、展览和相应的诠释，来提升公众的智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服务”已融入了博物馆职能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兴起，除传统的展示空间外，博物馆与社会互动的需求日益提升，博物馆有责任反思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促进公众辩论。②这意味着面对社会发展产物中的战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现实矛盾，作为公认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交流的弱着陆平台，博物馆必须回应如何能够更有意识地、有目的地站在惠及公众利益的立场上，通过吸引和服务公众来实现社会改良，而不是不自觉地被推动着开展设计和实施规划，从而使“合法”的不平等进一步成为公平和竞争体系的正常结果。 就个体而言，现代博物馆以“平衡”的姿态展示个人故事和描绘历史，从而包容各方。博物馆不再满足于服务一小部分受众，而是转移到公众生活和大众文化之中，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面对不同的，即使是创伤的和困难的历史，在不被疏远的前提下传递边缘化记忆，并反映出一系列身份认同。例如，近几年欧盟推出了“博物馆作为整合的舞台——新视角和包容方法”项目，面对人口流动时代的移民问题，强调博物馆的全球化视角，呼吁更多地关注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南欧或东欧的经验。博物馆将公众经历和态度的异质性提炼为关于可辨别的核心价值和敏感的共识性的论述。就国家及社会而言，在世界格局动荡、贸易经济紧缩、文化冲突、休闲经济和服务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不仅就知识、方式和审美对公众进行了教育，也成为文化和历史市场化及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培养出能够自我调节和具备民族自豪感的公民，他们会认同自己的国家和遗产。③因而，各国政府纷纷将博物馆视为一种文化治理工具，旨在增强集体关怀、减少社会排他性、降低犯罪率、实现健康目标等。 在实现上述社会职能的过程中，博物馆公共记忆媒介的作用开始被强调。博物馆融合了个人期望、机构期望与学术意图的相互影响，不仅能够产生一系列的个人记忆，还包括博物馆观众之间共享的一系列集体记忆。博物馆作为记忆空间，不同个体所获得的记忆不同，但又彼此相关。通过记忆来理解公共历史，这代表了个人体验、前置记忆、知识和经验在博物馆活动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丹尼尔·沙赫特(Daniel Schachter)强调每个记忆都是历史与当下的共同产物，是对记忆线索和记忆本身的回应与整合。④记忆所需的“线索”包含记忆被召唤的情境，以及先前记忆被塑造的情境。博物馆具备多种阐释和参与的突出潜力，为记忆提供了活跃的“线索”，超越了记忆准确性的概念，更关注产生、减少和混淆记忆的作用方式，从而使公共记忆被激活、滋养或挑战。博物馆作为公共记忆媒介的独特性在于： 首先，博物馆嫁接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双向互动。艾利森·兰茨贝格(Alison Landsberg)认为集体记忆“出现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接口上”⑤，而博物馆恰恰提供了这种接口。一方面，博物馆积极探索将群体的“大叙事”与个人的“小叙事”联系起来，呈现更丰富的个体或群体命运。例如，美国密苏里州历史协会举办的“看不见的宝藏：俄罗斯帝国和新世界”展就由19世纪建立了美俄关系的真实人物经历进行内容串联。另一方面，博物馆也愈发重视观众的个性化参观体验与博物馆展示内容的互动。延斯·布罗克迈耶(Jens Brockmeier)认为博物馆创造了一种“归属感，将个人绑定到一种文化中，同时又将文化绑定到个人的思想中”。⑥德国哈根的欧斯特豪斯博物馆(Osthaus Museum Hagen)收藏了艺术家西格里德·西古尔德逊(Sigrid Sigurdsson)的作品《沉默之前：集体记忆》。作品以超大型手工装订书本的档案形式被安装在充盈于整个展厅的展架上，展览没有针对大屠杀或纳粹政权进行公开注解，而是请观众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装订好的书籍或盒子查看。这些对公共事件的沉思导致了历史的调解，要求观众利用自身获取的信息、记忆和知识来再现记忆体验，而不是让他们被动接受对过去的重新解释。博物馆的记忆是在多个层面上运作的，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资源和产品，博物馆固定空间中的记忆将在观众的大脑中继续活跃。 其次，博物馆成为官方叙事的重要谈判场所。博物馆所传达的信息始终以客观、准确和科学为前提，但微妙的是信息所依托的材料却永远无法像历史教科书一般完整而全面，在择选的过程中必然反映出策展人、机构和官方的价值偏好。博物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记忆“存储器”，而是作为当下即时的建构和对历史重建的积极过程⑦，以维持或改变过去的形象，成为记忆的“生产者”，揭示了参与群体的集体记忆话语互动。为了确立信息主体间的有效性和公共合法性，这就涉及充满权力的制造过程。正因如此，博物馆为重新诠释过去和谈判(政治)身份提供了可能性。⑧例如，新几内亚有七百多个部落群体，政府创造了一个博物馆结构(museum structure)，其中地方文化中心负责记录各部落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保存部落传统文化，无论是否完全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相一致，为国家博物馆的整体叙事提供了多样性文化。政府认为博物馆结构有助于国家重获殖民时期失去的身份，夯实了新国家统一的基础。博物馆提供了除官方叙事外，更多元的社会观点和价值面向，塑造了更丰满的集体公共记忆。这种记忆的重点是面向未来，介入公众的身份建构，并形成公众的共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