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3；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3-0085-12 近十年来，扩大“文化消费”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文化消费已被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力之一①。自2015年起，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在全国选择了45个大中型城市开展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2017年，扩大“文化消费”被正式写入了《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相继发布，均将促进文化消费作为重点强调内容之一。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发布。2020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发布，决定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启动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国家促进文化消费的决心和战略布局，激发了学界对文化消费的持续关注。“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文化消费”对应的“文化”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仅与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相关联。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消费”概念亦是一种狭义上的概念，特指对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行为，它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其中包含了物质消费、时间消费和情感投入消费等一切消费形式。“文化消费”理论最初兴起于西方，以狭义的“文化消费”为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理论并非特指某个单一学科领域的某项特定理论，而是指基于不同学科对于“文化消费”这一行为方式的研究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理论群体。中国本土化的文化消费理论则是在西方文化消费理论基础上，依据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化出的又一个理论群体。从近期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文化消费的绝对水平较低，学者们通常结合各类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作为参考依据进行相关分析，所借鉴的国际经验则往往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讨论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结构的影响时，众多学者认同新常态下激发文化消费需求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②。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相当一部分学者跳脱出文化产业的单一范畴，开始结合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教育行业、旅游行业的现状，讨论“大众文化消费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相关问题③。亦有部分学者以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文化消费的需求侧出发，探讨居民文化消费与居民收入、教育支出、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等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界也比较具有代表性④。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文化消费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遗憾的是，少有学者厘清中国文化消费理论的来源。因此，本文将就西方文化消费理论在中国的传入、改造和本土化发展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尝试探寻中国本土化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日后的发展趋向。 一、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以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为代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到了人类社会中的“炫耀性消费”现象，即主要为了宣示财富和标识社会地位而不是满足真实需求进行消费，消费者消费炫耀性商品的目的是追求炫耀性商品的符号标识价值，一般通过“歧视性对比”和“金钱竞赛”两种途径获得⑤。凡勃仑虽未明确定义文化消费的概念，但他认为，正是制度内在的价值结构提供了人们行为模式的基本规范，而这种价值结构则要受到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文化消费行为是身份、地位以及特权的符号标识。严格来说，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并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消费理论的发端，但西方经济学家正是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现象与文化、阶层和制度之间关系的阐释，开启了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 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关注附着在文化消费之上的文化权利。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在整个社会和民族中，社会大众将源出于精英集团的某种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或者某种集体意志视为“常识”，并自觉信奉和遵循，国家的统治者采取民主的非强迫的方式，通过广大市民的认可和“同意”，取得并巩固政权的合法性⑥。葛兰西认为，在市民社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下，将商品在消费过程中转换“挪用”而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表达具有指向性的价值意义，因而控制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就可能掌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在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在文化消费领域，统治阶级也会不断地灌输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其间，被统治阶级也并非只被动地接受，而是与统治阶级协商、斗争与妥协⑦。正是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中的文化消费的兴盛，使“有机知识分子”⑧成为文化消费观念的创造者和文化消费的参与者、推行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视作最早与文化消费相关的理论，其中明确地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两者与文化权利联系起来。但需要看到的是，此处葛兰西的“文化消费”概念并不同于当前学界所界定的狭义上的文化消费概念，而体现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消费概念，消费的对象是所有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商品和服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深刻影响在于：“成为人们认识当代社会、建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⑨。从而也成为一个后来学界在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