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学者，主要指20世纪以来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赴国外读书求学，后留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群体。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主要是在美国的学术机制中完成的，他们一方面紧跟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理论转向，尤其是80年代美国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思潮；另一方面立足于美国的学院建制，如比较文学系或东亚系，而推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渗透，从而给此前占据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文学研究方法造成了冲击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逐渐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和反响，不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中介，其话语实践也构成中西方文化交锋，以及确立自我与他者关系最频繁也最直接的前沿领域。从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生产的内在逻辑出发，对这一知识群体的代际划分、身份转换、文化政治、理论变异及其后果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总结和反思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局限、推动当代文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全球化知识迁移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转向 196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夏志清撰写并出版其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这本著作用欧美人文主义和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注重挖掘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叙事形式和审美价值，其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高度评价在海外学界引起反响，不仅开创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也改变了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只研究古典而不关注现代的学术格局。 随着西方的理论转向，尤其是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的兴起，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受到理论的渗透。由于深入参与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华人学者也最敏感地意识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欧梵在国内的演讲中，就较早地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和现状①。而《理论于我有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从语言的角度对西方理论话语在中文学术写作中的渗透现象进行反思②。20世纪90年代，王德威在中国台湾做的专题演讲《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也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勾勒③。在此基础上，王德威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④和《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⑤更加全面地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代际更迭、学科范式和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但是，不管是李欧梵还是王德威，他们都局限于从方法论转型的视角来看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而未能阐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解构政治对理论转向的影响。相比之下，刘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克、张隆溪教授》⑥不仅揭示了解构主义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转向的影响，而且明确指出，这一理论转向包含着对夏志清的新批评文学研究范式的质疑和挑战⑦。 事实上，“理论转向”导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价值立场产生了重要改变，并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色。如果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进行代际划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代。其划分标准有年龄上的考量，但不完全跟年龄有关，而主要取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程度。理论转向之后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开创，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起点，他继承了欧美新批评的传统，以对作品的审美分析为主；第二是过渡，以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主，他们一方面受到夏氏兄弟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与此同时，其文学批评也开始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第三是成熟，以周蕾、刘禾、徐贲、张英进、唐小兵、张旭东、刘康、刘剑梅、王斑、顾明栋等学者为代表，此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前占据中心的作家、文类、作品、现象、运动等文本研究，皆受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城市研究、视觉文化等跨学科文化研究的冲击，这些学者也是本文的主要论述对象。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始终跟全球化的知识迁移和身份转换密不可分。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可以从两个层面看：一是身体的迁移，即知识分子出于各自的人生际遇而跨国移民，这是一种空间上的肉身迁移；二是知识的传播，知识分子的跨国迁移是一种社会流动，必然带来知识与文化上的传播。更进一步，跨国迁移是个体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切换，也会面对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所带来的异质性体验。异质性体验最初或许是一种新鲜的文化体验，但随着时间推移，知识个体在陌生的异域环境中也会产生孤独的、边缘化的感受。海外华人学者的知识迁移过程恰好面临这样的文化异质性体验。如果说，肉身迁移带来精神重构的契机，那么，海外华人学者的精神重建方式则是通过学术来完成的。 这就涉及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转换问题。事实上，西方文化研究同样也是全球化知识迁移的产物。文化研究的跨文化传播，使其经历了从欧洲到美国的理论旅行和变异过程，这个过程还关系到东西方阅读政治的变化。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发生，本质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解构性批判，那么，这一解构政治在美国学界的大规模传播和接受，则转变为后殖民理论思潮中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东方主义”话语霸权的激进批判。后殖民理论关涉到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族裔歧视和偏见时，如何通过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而重构自身的族裔主体性。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在揭示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指出区域研究、文化研究乃至后殖民研究，都跟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流动密切相关⑧。也就是说，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关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西方知识分子在跨国迁移，以及不同文化图式下的身份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