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1)01-0025-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1](p66)国内外学术界已不乏从这两个维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涵、内容和过程。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从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文化选择，那么其在本土化类型上体现为何种特征?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常常被纳入现代化范畴予以阐释，在“冲击—反应”论(impact-response)的逻辑下被解释为“一种经验试错后的历史选择”。基于文化视域的本土化类型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形成一种阐释框架——既从文化外部的环境，也从文化内部的反应去观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发生。第三，中国在近现代面临的问题常常被概括为“中国向何处去”，涉及古今中西之争，如何将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框架，并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阐释。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厘清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化类型，同时梳理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中国所经历的不同类型的本土化过程。 一、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 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认为自有人类以来，不同文化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互相渗透、叠合或分离的过程。①也就是说，文化的变迁往往伴随着不同文化在空间维度的整合以及在时间维度的更新，文化传播是促成文化变迁的重要环节，而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则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副产品。文化传播包含了三个阶段：(1)传入阶段：一个或多个外来文化元素传入本土社会并受到关注；(2)选择阶段：通过“批评的选择”决定采纳或拒绝某(几)个典型的文化元素；(3)整合阶段：决定将要接纳的文化元素融入主体文化。本土运动可能会发生在选择或整合阶段，且因文化间的反应呈现出不同形态。1943年，林顿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本土运动的四种类型，②分别是：(1)理性的复兴型本土运动(Revivalistic-rational)，寻求保留现有的文化成分；(2)神异的复兴型本土运动(Revivalistic-magical)，复兴(已经)灭绝的文化成分；(3)理性的存续型本土运动(Perpetuative-rational)，实用主义地保留象征性的文化成分；(4)神异的存续型本土运动(Perpetuative-magical)，以“先知”领导或超自然的方式非理性地逃避文化变迁的现实。③文中，林顿将本土运动界定为“社会成员有意识地、有组织地复兴或延续本土文化选定部分的努力”。[2]殷海光先生延展了该定义，将本土运动定义为“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3](p161)并在林顿理论的基础上将近现代中国的本土运动梳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存续式的本土运动(perpetu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即返回适应式的、倾向于否定外来文化因素的本土运动，如义和团运动；另一种是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即进步性适应的、倾向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本土运动，如五四运动。 林顿对文化变迁和本土运动类型的分析，源于他对“涵化”(acculturation)的研究。1936年，林顿在与著名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R.雷德菲尔德合著的《涵化研究备忘录》中将“涵化”定义为“由个体组成的、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式变迁的现象”。[4](p149)1954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对“涵化”的界定是“两个或多个独立的文化体系相接触所产生的文化变迁”。[5](p670)本土运动实际上反映了文化变迁中的文化整合方式，詹尼克(Florian Znaniccki)提出了两种文化整合，“一是保守性的整合(conservative reorganization)，二是创造性的整合(creative reorganization)”。④前者主张向后看，表现为排斥新的文化元素；后者主张向前看，表现为引入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或工具方法。在对本土运动的研究中，林顿更侧重于文化整合对保留自身文化成分的意义，殷海光则更强调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整合的方式，而不论其是否以保留本土文化为目的。如殷海光指出同化式本土运动就是“将旧的文化因素之中有价值者与所需要的新文化因素作一适当整合”。[6](p161)20世纪前期中国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无不包含了本土运动的实质，[6](p55)但革命所反映的文化整合已不同于林顿理论中本土运动的初衷。 从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在《万国公报》上出现，到1919年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用了20年时间。可见，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进入中国就中国化了，而是作为西方思想的一支经历了传入、选择和整合的过程。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一种文化选择来解释，似乎上述类型又不足以说明其特征。首先，殷海光先生没有明确界定第二种本土运动类型，他在论述进步性适应的本土运动时，更强调该类型主要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既包括对新旧文化的价值整合，如新文化运动，也包括某种弃旧择新的文化选择，如“全盘西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其次，殷海光的论述也没有涉及后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他提到了本土运动会诱发和导致革命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一场革命运动，它是一个含蕴了多种意项的概念，代表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变化也极其复杂。如果要对其做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进行分析，需要进一步说明其在文化层面上的突出特征。再次，尽管林顿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定义涵化中的本土运动类型，但殷海光在运用该理论分析近代中国的本土运动时更侧重将本土运动的类型界定聚焦在文化整合和文化反应层面，殷氏的本土运动类型分析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即可以在文化变迁的视角下分析近代以来中国一些重要的思想运动、社会革命，并进一步考察这些运动发生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反应和整合。⑤这也为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