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3-0055-15 DOI：10.14086/j.cnki.wujss.2021.03.006 身为欧洲文明之子的黑格尔早期即自觉面对如何处理启蒙的视角与基督教视角对西方文明自我理解时的张力问题。彼时的黑格尔面临的是双重的分裂：一方面，宇宙经由启蒙理性的祛魅被解离为两个难以连属的部分——位于此岸的是那已被客体化了的、以机械性物理性为特征的内在世界，它是那种可为纯粹现象主义的因果法则穿透的世界，好像一个无神的庙宇；另一方面，位于彼岸的则是远离内在世界的充盈着神性光辉的绝对，高高在上，俯视尘寰。与此相应的是，人越来越被理解为内在世界的存在者，神性根基则在生存经验的视野之外。伴随着人神分裂的是如下结果：一方面人们浪费在天堂的大量珍宝已经无法转化为内在世界中的生活资源，另一方面被内在世界封闭了与神性关联的人又不得不忍受无根基之痛苦。基督教在人与神、人与世界之间建立的桥梁在启蒙理性之后已经不再有效，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犹太—基督传统的那种朝向神性根基的生存，都无法满足这个降格为现象的内在世界，由此，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自奥古斯丁以来的张力性结构已经坍塌，黑格尔将自己的使命理解为重新定位理性概念以重建人与神、上帝与世界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克服两种历史的分裂：他将启蒙以来的理性贬低为被封闭在使范畴之有序化成为可能的静态知性，以主体与实体的相互涵摄重新定义那被局限在观念中的理性，使之自我运动，走向具体的普遍性。它不再是理解概念和理论的一种主观性的形式，而是具有自我现实化为具体存在的动能。这种理性不仅可以展开在整个人文世界，而且也可以达到对整个人文世界的自我把握。在黑格尔时代，虽然各科学问都有了各自进展，但从文明论的整体上将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回思人类文明整体，却依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这项事业自启蒙以来业已发生一种危险，即世界历史被降格为现象层面的文明多元而无法触及纵向性的历史深层演化机制而有中道夭折的可能性。在世界历史的欧洲时刻，黑格尔承付的是化解上述危险重塑世界历史之精神的文明论使命。虽然其后有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克斯·韦伯等接续此一思想劳作，但黑格尔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仍然是难以匹敌的，任何一位走在此道上的哲人，都不能不去面对黑格尔。譬如20世纪在这个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哲人沃格林，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处理黑格尔。黑格尔不仅是伟大的开创者，更是站在欧洲文明立场上的集大成者，其学问之规模、深度、广度，及其精微高明，可谓罕有匹敌者。黑格尔虽然面向了人文世界乃至文明整体的具体性，但从来也没有遗忘对人类历史文明之普遍性的探寻。在历史哲学的名义下，他所达成的对整个人类文明与西方文明整体的探寻，都被归纳在精神、理性与上帝的辩证运动中。这一辩证运动体现为上帝对世界历史的统治，或者容纳神、人的精神之自我运动，这种运动被构思为世界历史的本质性内容。 一、以理性敞开作为精神的上帝之奥秘 正如卡尔·洛维特业已指出的那样，整个西方近代历史哲学都无法脱离犹太—基督的神学背景来理解[1](P30-47，215-230)。历史哲学的使命自维柯以来就被定位于理解世界历史的天意蓝图，黑格尔接续了这一使命：“上帝的本质是通过基督教显示出来的，所以基督教徒就得到了上帝袒露的奥秘，这样一来，解开世界史的奥秘的钥匙也就提供给了我们，因为世界史就是上帝的本质展示为一种特殊环节的过程。”[2](P28)[3](P40-41)①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之本质自我展开的环节，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只是这样一种事业，即认识隐藏在世界历史中的上帝之规划或意志，后者构成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哲学要理解的便是这个计划，因为只有从这计划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理性’便是要领悟上帝的神圣工作。”[3](P67)[4](P38)之所以需要建立在理性的地基上，正是因为，唯有理性才使得上帝的认识成为可能②，而那些不符合上帝计划者，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毫无价值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上帝，之所以远离具体个人，远离世界，因而也远离历史，保持为一种无法开启的超验性奥秘，乃是因为以知性去面对它的结果③；只要实现认识方式的进阶，上帝之奥秘将被敞开。 上帝并非上帝自身之本质，而只是上帝与人的关系，或者上帝对人的显现方式；人在不同的存在层次，上帝便会有相应的对之显现的方式：当上帝对人而言乃是奥秘之际，就意味着我们把握它的方式还停留在感性或知性的样式： 思辨的理念与感性者相对立，也与知性相对立；因此，对于感性的考察方式及知性而言，它是秘密。对于二者而言，它是一个μυστηριoν[神秘、秘密]，意即以理性者在其中之所是者为意图而言。通常意义上，秘密并非上帝的本性，在基督教中至少是如此；在此种情况下，上帝已表明可被认识，指明了他是什么，在此情况下他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感性知觉、表象，对于感性的考察方式以及对于知性而言，这就是秘密。④[7](P171-172) 位居彼岸的作为奥秘的上帝，乃是吾人认识分裂之结果，而且，它只能将人的生存引向内在性的某种稍纵即逝的高峰体验，而不是向世界历史中的精神及其实践开放自身：一方面造成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上帝与世界的对立⑤，而“对变得如此坚固的对立加以扬弃是理性的唯一兴趣”[9](P10)[10](P11)。黑格尔的新上帝乃是经历了最高分裂之后统一性的重建，这一重建依据的是本身有着神性的理性⑥，其内涵一方面包含着上帝与世界的和解，另一方面包含着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样的上帝被黑格尔理解为自我设定自己、在与他者的差异中回归自身的“精神”，精神将世界历史作为自己的舞台：“‘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⑦[4(P468-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