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知名历史学家沈刚伯针对世变与史学的关系指出：“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亦即，每一个新时代必有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学，新观念成为新史书中的各种重点。有了新的历史重心，当然对旧史料会有新的解释、新的组合和新的价值。原来所认为史事上的因果关系，现在也许要找出新的线索和新的影响，有时还感觉到旧史料不够用，而必须发掘新史料。① 近50年来，台湾局势正可说是世变愈急。20世纪90年代蒋经国去世后，台湾民主化加深，经济发展，社会愈趋开放。进入21世纪，中国国民党结束在台湾55年的执政，民进党上台，大幅推动本土化政策。2008年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深化两岸交流。2016年民进党再一次取代中国国民党，并掌握民意代表机关“立法院”，“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开始清算中国国民党党产，并且更为绵密地推动其本土化政策。 上述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看似与史学无关，其实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抗战史研究。盖过去台湾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主体、地域在大陆，时间在1937-1945年(或1931-1945年)。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虽亦有抗日活动，作为“台湾光复”亦属抗战史一环，终究非研究主轴。当台湾主体性的观念兴起，台湾作为陪衬的抗战史研究，其重要性自然有所松动。因此，曾亲历抗战的中国国民党执政，和与这段历史毫无渊源的民进党执政，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与投入的研究资源，相应有着巨大差别。 受到世变的影响，近50年来台湾的抗战史研究或可划分为1973-1988年、1988-2008年、2008-2016年、2016年迄今四个阶段做分析探讨。本文依序考察不同时段世变与史学之关系，注意研究机构与大学及学术领导人的作用，探析其间开发的研究领域与新史料，复分析重点研究计划与学人论著的内容，由大至小地呈现1973年以来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整体图像。② 二、1973-1988：政策推动，研究起步 台湾知名历史学者李云汉认为，至少在1988年，台湾学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以史料的发掘和刊布为主，严正的史学著作尚系少数。③ 1988年的台湾是什么时代？该年1月，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去世，结束蒋家在台近40年的统治。随着蒋去世前一年的解严，是年1月的解除报禁及其他民主化措施的展开，台湾无疑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时代的史学建基于过去的积累，即李云汉说的起步阶段的积累。其实，作为起步阶段参与者的李云汉，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学者，也是继起许多抗战史学者的师长。本文首先述论包括李云汉成果在内的起步阶段的抗战史研究，作为近50年来台湾抗战史研究发展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仍与日本政界右派保持密切关系，因此对日每多采取低姿态。学术界由于档案资料的不易取得和政治环境的限制，极少有人研究抗战史。民间若有进行反日纪念活动，则会遭政府阻碍。其实，不仅抗战史如此，即便民国史研究，政府都不鼓励。④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大陆开始修中华民国史，为争取历史诠释权，台湾官方态度有大幅转变。尤其是1973年将“中国现代史”列为大专学校必修课程，各研究机构及史料典藏机构对民国史研究加以提倡，参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遂逐渐增多。⑤ 首开抗战史研究先河者，或可推梁敬錞。梁氏本擅法学，后从事财税工作，1949年后赴美，始从事现代史研究。他以抗战时期的外交为研究方向，著有《开罗会议与中国》⑥，于香港出版，营销台湾，极受欢迎，论者谓“对抗战史有关问题进行学术性研究的风气，因而开创”。⑦梁氏后来获蒋介石特许，查考蒋从政历程之《大溪档案》，对比大量英文资料，出版《史迪威事件》⑧，批驳西方学界对战时国民政府的指摘，亦属当时代表性研究著作。⑨ 或是受到梁敬錞的影响，吴相湘等学者一度有组织现代史研究会的倡议⑩，吴个人出版了《第二次中日战争史》。(11)其实，吴氏抗战时作为薛岳司令长官部的幕僚，已有战史编辑经验。此际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参考大量中外文史料，观照1931-1945年中日之间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学术等各方面，力求均衡、深入浅出，是当时台湾的第一部中日战争综合全史，出版后甚获好评。(12) 个人研究若无机构的支持，资源有限，相关研究难有质与量的延续性发展。台湾主要民国史研究或史料典藏机构，当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国史馆”，他们也可说是抗战史研究的主要推动机构。(13) 党史会是台湾民主化以前具相当权威的史政机构，其优势在典藏大量中国国民党档案史料。该会主要工作是党史史料的搜集、典藏、编纂、审订和展览，不重视专题研究，但其工作人员，由于接触史料之便，亦有做专题研究者，较有成就者为蒋永敬与李云汉。(14)党史会史料编纂成果更是对抗战史研究的推进有着相当作用，如《革命文献》(15)《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16)等，尤要者当属《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出版的背景，系大陆改革开放后对台湾统战工作的开展。为彰显中华民国的历史，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推动大规模的史料编辑工作，并先从对日抗战一段展开，共成7编，即第一编“绪编”、第二编“作战经过”、第三编“战时外交”、第四编“战时建设”、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第六编“魁儡组织”、第七编“战时中国”。编采以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决策阶段之原始资料为主，有时兼采记述、报告及有关学术论著，所收为数甚多与蒋介石相关的档案《大溪档案》(书中称“《总统府机要档案》”)尤为重要，是该档案首次被选择性公布，为研究高层决策的关键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