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2.011 加藤高明的病逝，把若槻礼次郎推上了首相宝座。若槻一次组阁时，政基薄弱，党争激烈，执政年余便因在野党及枢密院深度发酵“南京事件”与“昭和金融危机”而被迫辞职，其在内政外交上并无标志性建树，被日本朝野訾议为“无为首相”，故为学界有意无意忽略。实际上，第一次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是研究北伐初期中外关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涉及北伐的国际环境与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内部关系的研判，同时也影响北伐告成后中外关系的走向。但对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历来甚少关注，若槻对华外交常被“币原外交”所遮覆，以致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长期留存。日本学界虽偶有探及，但要么侧重于伦敦军缩会议、要么聚焦于劳农运动、要么偏矢于国内党争，其研究完全依附于第二次若槻内阁内外政策的旧有叙事框架，在第一次若槻内阁对华外交与该时期的日蒋关系上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脉络①。 本文深入挖掘日本内阁档案、外务省记录，日本军政首脑的日记、回忆录以及美英档案，对北伐初期若槻内阁极力拉拢国民党右派，染指英国在华势力，稳步攫取在华优势地位的战略考量进行深入探索，对“南京事件”爆发后力保克制、说美挺蒋等“另类”行为背后拉蒋投日、怂蒋反共、“和平”分化国民革命阵营的战术权衡做系统剖析，揭示第一次若槻内阁拟以外交手段实现“扶蒋、驱英、反共”这一对华扩张新目标的本质诉求，溯清被“币原外交”所遮覆、与“币原外交”交杂牵连却又有别于“币原外交”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对该时期的日本党争展开深层分析，厘清“民保对立”背景下日本政治军国化的嬗变轨迹，廓明日本军国主义亟欲打破华盛顿体制束缚，以武力干涉北伐的政治动因。 一、夹缝组阁：“破旧”与“立新”之间的内困外“忧” 1926年1月29日，加藤高明病逝，若槻礼次郎继任宪政会总裁，并依惯例组阁，成为日本内阁制创设以来的第二个平民首相。近代日本内阁制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首相必须由伯爵或侯爵担任。原敬虽然开创了无爵者组阁之先河，以政党政治取代了藩阀政治，却为右翼势力所不容，在任内被刺身亡。若槻无爵无位，却总揽国政，难免訾疑不断。 若槻继任时，正值议会解散、普选开施之际，政局艰难，只能保留前阁班底。外相币原喜重郎、藏相滨口雄幸、陆相宇垣一成、海相财部彪等皆为前阁成员，铁相仙石贡、文相冈田良平等亦是凭借与加藤高明的私人关系入阁的，新阁完全成了前阁的延续②。在野党诋毁若槻乃加藤影子，依其善而善、侍其恶而恶③。另一方面，宪政会内部也并不团结，派系林立，内讧不断，延旧维稳、落实前阁政策、实现加藤遗志遂成若槻执政之首务④。 若槻组阁之初，宪政会、立宪政友会、政友本党三党鼎立，宪政会在议会占165席、政友会162席、政友本党87席，党争异常激烈⑤。宪政会对内倡导包含无产阶级在内的“民本政治”，对外推行所谓的“不干涉主义”，走议会主义民主化道路。而以田中义一为首的立宪政友会却不断强化皇权，镇压工人运动，管制社会思潮，在外交上频频迎合军部，推行“对华强硬主义”，走皇权主义保守化道路⑥。若槻组阁后，“民保对立”愈发激烈。 随着“民保斗争”的加剧，立宪政友会势力日大，在反对宪政会的同时也不断围堵政友本党。众议院见“民保对立”日趋激化，遂开始撮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在获得与宪政会轮流坐庄的承诺后，政友本党转而支持宪政会内阁⑦。为了完成税制改革，若槻采纳了众议院的建议，派藏相滨口雄幸与时任税改委员长的政友本党总务委员元田肇会谈，拉开了与政友本党合作的序幕⑧。政友本党为了推行国家本位的既定方针，在税改上采取了支持态度⑨。但“宪本合作”的基础极其脆弱，它们只因政友会的围堵而暂时达成了利益交换，但并未形成牢固的利益捆绑。宪本两党在有限的合作中仍各怀鬼胎，相互猜忌⑩。 4月21日，若槻内阁提出了选举法改正案、税制改革、法制改革、关税定率法改定、金融制度整改等新政(11)。在政友本党的有限合作下，若槻内阁顺利完成了关税定率法、大米增产计划、降低央行利率、重启正币流通等一系列新政(12)。尔后，若槻趁热打铁提出了税改议案，拟提高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减少日常苛捐，保护小农经济，全面整顿国税体制(13)。税改议案遭到了政友会的强烈反对，虽然在政友本党的支持下勉强完成了税改，但不久政友本党便转而与政友会合作，一起创立了“联立政权”，使宪政会建立“单独内阁”的计划搁浅(14)。其后，若槻通过拉拢分化之策勉强把“联立内阁”转为了“单独内阁”，最后又把“单独内阁”成功升级为了“若槻内阁”，却被政友会厉指为“难孚众望之阴谋家”(15)。 12月25日，嘉仁天皇崩逝，皇长子裕仁继位，若槻提议改元“昭和”，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却力主改元“上治”。虽然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介入下最终得以改元“昭和”(16)，但若槻与枢密院的矛盾亦随之恶化(17)。昭和改元后，党争愈发剧烈，“朴烈事件”与“松岛事件”也适时爆发，强烈冲击了宪政会内阁的执政基础。“朴烈事件”乃旅日韩人朴烈夫妇在1923年被日本政府以“暗杀天皇”为由逮捕。为“保皇安境”，日本政府开始大肆屠杀旅日韩人，这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1926年3月25日，大审院判决朴烈死刑。为平息国际舆愤，若槻令法相江木翼(宪政会)复审，并奏请御裁，恩赦死刑(18)。这等同于直接推翻了前法相小川平吉(政友会)的判决，政友会极为愤懑，厉指若槻腹有鳞甲居心叵测，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相互声讨，转卸责任(19)。“松岛事件”乃大阪色情场所松岛搬迁贿赂案，宪政会干事箕蒲胜人为该案的既得受益者(受贿5万日元)，他怂恿若槻允准搬迁，但不久便祸起萧墙，坐上了被告席。若槻在松岛案上态度暧昧，似有认同搬迁之嫌，故遭受了颇多“作伪”訾议(20)。若槻虽极力辩解，试图阐明真相，但事件仍被无限放大，成了在野党倒阁的反面材料(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