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1)-01-0122-19 关于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又因“新革命史”研究的提倡，大革命史研究呈现愈来愈热的态势，向着更为基层的地方延伸。尽管如此，历史的“中层”尤其是对国共合作与分裂产生过实际影响的省际层面，也是理解这场革命的绝佳视角。这一视角既有助于观察革命阵营不同派系对地方资源的调动和利用，也可借此窥探国共上层、以共产国际顾问为代表的苏俄势力、各省军阀等多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和角力，亦可作为认识中介将地方权势争夺与更大范围内的国共既合作又明争暗斗的宏观局面相勾连。 相较其他诸省，20年代的浙江政治地位比较超然，不论是皖系卢永祥的控制还是直系孙传芳政权，均采取既不倾向北京政府又与广州国民党保持弹性互动的立场，省内浙人治浙的力量亦不容小觑。此外，浙江地理上紧邻革命中心上海，后者既是中共中央、中共江浙区委的所在地，也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及国民党元老的聚集之处。上海、江苏所发生的国共纷争，第一时间就能够传递到浙江，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北伐开始后，又因蒋介石、张静江等人的浙籍因素，浙江终成为诸多力量的角斗场。国共合作伊始，以沈定一为核心的“杭州一师网络”便在该省开展工作①，建立了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受到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本属同一阵营的一师网络分化为西山会议派与共产党两派，而浙江就此成为中共与西山会议派斗争的主战场。杭州一师网络为何分化，国共合作的破裂如何使得该网络发生裂变，裂变后的双方又是如何利用地方资源、省际资源和中央资源互相竞争的？对于上述问题的考辨，既是对裹挟在革命运动中种种明流、潜流力量的梳理，也是对国民革命一个重要剖面的展现。 海内外亦有相关研究涉及大革命时期的杭州一师网络和浙江省党部②，但由于史料所限，大部分著述均对一师网络的“革命群像”以及由一师网络衍生的浙江孙文主义学会等其他革命团体着墨不多，且未将浙江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置放于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充分讨论。因此，在收集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档案、中共中央文件、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方日记和回忆录等多种史料基础上，笔者对中共建党后所开展的活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分裂与竞争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 一、样板：国共合作之初杭州一师网络与浙江省党务的拓展 1923年10月，由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加拉罕向孙中山介绍来华的鲍罗廷抵达广州伊始，国民党就开启了改组进程，通过中共中央驻广州代表瞿秋白，向中共发出所有成员尽快加入国民党的指示③。然而，对于国共合作尤其是通过党内合作以扩大国民党组织的模式，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多有抵触，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党员起初并不积极开展国民党的党务工作④。事实上，在1922年夏的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提出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加入国民党进而利用左翼力量去改变它，促使国民党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但马林的主张遭到与会委员的普遍质疑，尤其在西湖会议上遭到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强烈反对。⑤尽管马林的提案最后得以通过，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太雷不久后也经张继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双方交往并不密切，也无具体合作事宜。此种情况直到莫斯科答应援助孙中山、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鲍罗廷成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后，才发生实质性变化。 相对于各地的消极态度，“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党务活动”这一方式却在浙江畅行无阻。1922年9月，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长徐梅坤、金佛庄、于树德等人组成的中共杭州小组秘密建立，由徐梅坤领导，实际受徐梅坤的革命导师沈定一的支持⑥。该组织建立伊始就凭借徐梅坤与浙江省议会内的国民党籍议员、金佛庄与浙江军界、于树德与浙江同盟会员之间的旧谊⑦，运用同盟会、老国民党的关系网而非共产党员的新身份开展党务活动。这种情况使得国共合作提议者马林在赞赏之余，认为杭州同志的单独行动已“完全埋没在地方政治里”⑧。1923年6月，在正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之前，中共三大召开。除中央委员以及四区(江浙区、北方区、两湖区、广东区)代表列席外，陈独秀特意邀请于树德、金佛庄两人代表杭州小组到场，以咨询与地方国民党人士合作的具体方法，可见杭州已被视为国共合作的典范⑨。事实上，中共杭州小组仅仅是浙江革命的一段插曲，由沈定一领导的杭州一师网络才是此后党务活动的要角，并在国民党党部的筹建、组织工作中走到各省的前列。 作为国共两党在浙的“灵魂”，沈定一不只是最早的中共党员，更与国民党素有渊源。1907年，赴日的沈定一便加入同盟会参与排满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浙江省首届议会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在沪组织“公民激进党”，与武装起义的国民党声气相通，参与“倒袁运动”⑩。1916年，沈定一担任重开后的省议会议长，又与议会内的国民党籍议员一道抵制在浙江的北洋势力。五四运动期间，他与戴季陶在沪共创《星期评论》，宣传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并经戴季陶介绍，会晤孙中山，被后者评价为“浙江最有天赋之人”(11)。1923年，取得孙中山信任的沈定一，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蒋介石和张太雷、王登云一同访问苏联(12)。尽管通过四个月的考察，沈定一对于布尔什维克治理下的新俄赞叹不已，对共产主义的未来世界亦满怀信心，但中苏间巨大的社会差距使他相信，在诸多条件不具备的情势下，中国贸然主张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合时宜的(13)。回国后，沈定一即向陈独秀、瞿秋白表示，如今的中国不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国民党和孙中山能够不断进步，所以日后也可建立社会主义政府，当务之急需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国民运动(14)。因此，相较其他对“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态度游离的中共人物，沈定一几乎没有犹豫就投身国民党浙江省党务的拓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