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2)①,该著关于元朝杂剧作家的地域分布、南北流动以及对文学格局的影响,往往被学者引为不刊之论。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在资料丰富、考证精详的基础上,考察13世纪东迁西域人的华化情形,认为西域作家取得了不小的创作成绩,一定程度揭示出,西域作家群体对元代文学格局不同寻常的意义。王国维、陈垣二氏的研究可谓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以及文献搜索等方面都给予后来者极大的启发。二氏之后,元代文学自身独特性的探究颇有加强,而就元朝社会特征与文学格局关系的探究而言,相关研究略有滞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情形颇有变化。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著都有相关章节注意到了元王朝社会特征对文学格局的影响,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杨镰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1998)。该著从西域作家用汉语写作的预备期、成熟期、丰收期、元明易代之际四个阶段来讨论西域作家群体对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深刻影响,不仅呼应了陈垣的研究,在理论认识上也颇有高度,诚如著作所指出的那样:“充分认识西域各族对中华民族文明所做出的共同贡献……是深刻理解历史发展过程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②21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有关元代社会特征、文人群体的地域分布与文学创作格局研究逐步深入、细化③。尽管相关探讨非常活跃,但也存在总体上重南轻北,重元末轻元中、前期,重诗文研究轻元曲研究等问题。而尤其突出且亟待加强的问题更在于:对朝代的独特性重视不够,在探讨文人群体的创作情形以及他们对于文学格局的影响过程中,对元代王朝的独特性之于元代文人群体流向和文学格局形成的深刻影响关注力度不够;整体性研究不足,较重视具体地域文人群体的文献爬梳与文学创作影响,对于文人群体的动态流动以及元代文学格局的整体观照颇为不足。 关于元代文学格局的构建,不能脱离元朝独特的社会背景而进行。《元史》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④在这句话中,地理的、民族的、疆域的、道里驿站、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内容尽含其中,在这句话的背后,则是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和大一统元朝建构的进程。站在全局立场,从元朝社会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元代文学格局自身独特性角度出发,观照文人群体流动的背景、流向区域以及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不仅可以加强元代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而且可以在时空背景清晰的情况下,厘清元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将许多看似个别的文学现象进行较准确的逻辑归位。元代崛起西北,疆域辽阔,最典型的特征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多民族、多文明并存。就其政治格局、行政区划以及用人态度而言,总体上表现为以北制南、重北轻南的特点⑤,元朝的最后崩溃与灭亡,也缘起东南地域的分裂。元代文坛与元朝形势始终相副,也体现出崛起于西北、终迄于东南的特征。元中晚期之前的文人群体分布和文坛格局体现出较明显的大一统、多民族、多文明碰撞交流的特征,末期则体现出裂变、东南地域性增强的倾向。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铁木真率领蒙古人以武功起家,试图将“有星的天空”“有草皮的大地”尽看做长生天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蒙古人的赐予⑥。这种“无阃域藩篱之间”⑦,没有边界意识的愿景推动了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使得13至14世纪的世界此疆彼域的障碍被极大程度地打破。而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来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问题,则不能像之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情形一样,由相对稳定的郡县划分、既定的地域环境、人群结构来究讨文人群体的地域分布情形以及他们在文坛格局中的影响。在蒙古人的影响下,元代文人群体的形成、地理分布以及文坛格局等,都与中原王朝的情形有诸多不同特点。 如果探查元代文学始终都不忽略蒙古人作为统治者这一背景的话,会发现全真教徒是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首先需要面对的群体。与其他时代的中原王朝统治者相比,蒙古人建立大蒙古国时既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文字表达:“鞑人本无字书……虽无字书,自可立国”⑧,“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⑨。蒙古人对世界的体认和判断多来自于宗教的启悟,他们对于文字文明相当陌生,但对宗教所具有的社会统摄力量却非常重视。以此,对于他们征服或治下的多族群体,蒙古人往往先选择接近和信任宗教人士。全真教教主丘处机便是最早获得蒙古统治者信任的中原宗教领袖。全真教在蒙古治下时期,对北方社会的巨大影响,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而全真教作为最早得到蒙古统治者认可的汉地宗教,它自身的文人气质以及它对元代文学创作和格局的影响,很有讨论的意义。 公元1219年5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邀请丘处机。1220年末,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诏请,1221年2月,丘处机率弟子西行觐见远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驻营的成吉思汗,丘处机等人的西行改变了全真教的命运,“推动全真教走向全面兴盛,实现了教祖王重阳‘四海教风为一家’的遗愿”⑩。就元代文学史而言,全真教对于蒙古治下时期的北方乃至元代文学格局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全真教徒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全真教所宣扬的思想也是元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更值得指出的是,全真教作为较早与蒙古统治者接触的宗教教派,少数全真教徒有机会前往蒙古人活动的中亚及岭北区域,并留下不少纪行作品,这是其时绝大多数作者无法实现的。在文学创作的时代独特性方面,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全真教徒的西游纪行创作与同时期的耶律楚材父子等人的相关纪行创作,已越出中原风土的范围,这种表现“非中原风土”的创作在蒙古人建立一统南北的元朝之后,更成为这个时代相当典型独特的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全真教的创作翻开了元代文学创作的新篇章,这是他们创作中颇具时代意义的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