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代骈文相比,宋四六有着诸多别具一格的风格特征。民国以来,金秬香、瞿兑之、刘麟生、蒋伯潜等学人已经有所总结①。其中,刘麟生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骈文史》论述最为详尽。该书归纳出了宋四六“散行气势于骈句中见之”“用虚字以行气”“用典而仍重气势”“用成语以行气势”“喜用长联”“多用议论以使气”②的六大特征。这一表述也被张仁青、程千帆等后来的研究者继承③,至今基本已成公论。 在这些特征之中,“用成语”一条尤其引人注目。首先,与“用典而仍重气势”等显然出于后人归纳的特征不同,用成语是宋人自觉提出的骈文批评标准,在四六话草创之初就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在宋代,用成语更多情况下被称作“用全语”或“用全文”,如南宋初谢伋在《四六谈麈》中就说:“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④此外,叶梦得、王铚、洪迈、杨万里、楼钥、陈鹄、刘克庄以至于金、元的刘祁、刘埙都针对四六用成语的现象发表过或质疑或称许的意见。这些在宋人骈文批评言论中相当突出,四六是否该用成语、该怎样用成语,俨然已经成为宋代四六批评的核心问题之一。其次,尽管长联、散联与议论都是宋四六常用的技法,但唯有用成语被认为是宋四六区别于前代骈文的标志性特点。明人陈全之《蓬窗日录》举出了数则“古人尝以成语隐括作对偶,若出于天成者”⑤的例句,均为宋人四六。清人吴乔的《围炉诗话》直言“宋人好用成语入四六”⑥,程杲在《四六丛话后序》中则说“赵宋初造,鼎臣、大年,犹沿唐旧;欧、苏、王、宋,始脱恒蹊。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⑦。可以说,用成语是使宋四六自成一格的重要元素。 批评家对宋四六用成语的关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骈文研究之中,最早尝试说明用成语含义的著作是前揭刘麟生所著《中国骈文史》,刘氏称: 四曰用成语以行气势。如王履道《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孙仲益《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曰:“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⑧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龠之音。”前者用《诗》《书》,后者用《论》《孟》,亦仍以气势见长也。(《中国骈文史》,第97页) 刘氏所举二例中,前者用《诗·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与《书·周书·毕命》“三后协心,同底于道”两句的原文构成对仗,并通过调换语句顺序、增添“盖”“以”“必”“而”等助词来疏通辞气;后者用《论语·泰伯》“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与《孟子·梁惠王下》“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二句相对,并通过和子贡赞美孔子如“宫墙数仞”及孟子形容齐王奏乐时的“管龠之音”相拼接,构成了全新的含义。通过和宋代以降的诸多批评文献相比对,可以确定刘氏对用成语的理解和前代基本一致,指的是将两条出自前代文献的不相干的完整句子用进新作的骈文之中,并恰好构成对仗。 虽然这一现象已经得到自南宋至当代诸多论者的关注,但“宋人好用成语入四六”的概括性表述难免使人产生一种宋代骈文从一开始就频繁使用成语的错觉。事实上,这一技法自唐已有之,并非肇自宋人,不过是至北宋晚期才走向流行。同时,宋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一技法抱有开放的态度,而是由质疑逐渐转向认可,期间经历了曲折的接受过程。用成语的流行给骈文的用典习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奠定了南宋四六的基本风格。本文即拟梳理四六用成语从徽宗朝以前零散的写作实践至徽宗朝蔚然成风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用成语从被质疑到凝固为宋四六基本特征的历史脉络。 一、骈文用成语的概念边界以及唐至北宋前期的写作实践 (一)骈文用成语的概念边界 与在诗文中常见的语典类似,骈文中成语全句的施用无疑也是与前代经典文本的一种互文。但用成语的独特性则在于对前代文本的整句挪用以及对原文语境的彻底剥离。张孝祥《平江府到任谢表》中“虽自西徂东,周爰执事;然以小易大,是诚何心”⑨一联就是骈文用成语极佳的代表。这一联用《诗·大雅·绵》与《孟子·梁惠王上》中成句相对,只增添了“虽”“然”两个语助。但张孝祥仅仅使用了两处成句的字面意义,并不试图指涉出典的具体语境:其移用“自西徂东”两句,不在于歌颂古公亶父带领周人迁徙的功德,而只是想借用“西”和“东”的方位指代自己由抚州迁官至苏州一事;而用“以小易大”两句更与齐宣王的牛羊全无关联,只是意在借指两州的大小。换句话说,这两处全语的使用,不仅逸出了典源原始语境,甚至就是因为与原始语境的彻底剥离才显出作者用法的精妙。 相反,作家使用语典时一方面倾向于使用词或者短语,而非完整的句子;另一方面,作家往往有意识地暗示出典的具体语境,而非仅仅使用字面意思。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引用李商隐《献相国京兆公启》中的两联作为语典的典型与张孝祥用成语的例证对照。李商隐在大中六年写给杜悰的启文中有如下一段: 若某者,幼常刻苦,长实流离。乡举三年,才沾下第;宦游十载,未过上农。顾筐箧以生尘,念机关而将蠹。其或绮霞牵思,珪月当情。乌鹊绕枝,芙蓉出水。平子《四愁》之日,休文《八咏》之辰。纵时有斐然,终乖作者。(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册,第1919-1920页) 在这一段中,“绮霞牵思,珪月当情。乌鹊绕枝,芙蓉出水”两联可以看做典型的用语典。其中“绮霞”取自谢朓《晚登三山环望京邑》“余霞散成绮”一句;“珪月”沿袭了江淹《恨赋》“秋月如珪”的引譬;后二句则分别化用了曹操《短歌行》与《诗品》所引汤惠休“谢诗如芙蓉出水”的称赏。与张孝祥的用例不同,李商隐使用的四处语典中,前两处是从典源的句子中捻出并重组而成的短语,后两处虽然借用了典源中的成句,但两句话的解读却必须依赖读者对于典源的熟悉。李商隐使用语典的目的并非想要借用出典的字面构成巧妙的对仗,也没有尝试将语典从原始的语境中剥离,而是试图通过暗示语典的出处,来深婉地剖露心曲。李商隐这里向杜悰倾吐的是自己的“流滞之慨,悼伤之情”:“绮霞牵思”的“思”,当是“有情知望乡”的流离之思;“珪月当情”的“情”,则是“与子之别,思心徘徊”的永诀之情。流滞异乡、悼伤亡妻的情绪,加以“何枝可依”的感慨,更当所思路远、“淹留山东”之际,本欲成“芙蓉出水”般的诗句,却终非真正的作手,只能递出一篇《述德抒情诗》,聊表献芹之意。可见,出典的原始语境正是用语典表意时依赖的重要因素,读者在解读时也需要以熟悉语典的出处为前提。这种对出典语境的依赖性是仅仅借用出典字面意义的用成语的技法所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