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1)03-0085-06 刘庆邦是一个生长于土地的作家。他“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①。“平实”成就了他，这二字有太多内涵：平民的出身、踏实的劲头、情感的真朴、大众化的追求。笔者对其作品反复研读，于其“平实”中发现一个能够抚慰众生灵魂、沟通作者与最广大读者心灵的情感内核，那就是作家的生态情怀。这种生态情怀并非通过对自然破坏的表层揭露、对环境危机的直接逼视或对生态保护问题的集中聚焦而呈现，它渗入日常生活领域，纳入了不止于自然的多样生态元素，将人性、文化的书写甚而小说的写作方式本身与生态和谐的深度内涵相勾连，其生态诉求并非偏于自然一端，而是游走平衡于自然伦理与人文关怀之间。作品一改某些环境文学或自然写作严肃拘谨的面孔、窘迫模式化的内容、单一苍白的主题，以“亲民”而不失深度智性与诗性结合的方式叙说生态这个严肃的主题。 其实，在生态问题成为热点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倍感生态责任，然而学界对生态书写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唯恐僭越生态概念的界限。对刘庆邦这类执着于展开生态观念的艺术转化、进行复合的生态叙事的作家作品研究反而不足。譬如从生态视角对刘庆邦小说的研究，目下学界能见的成果极少，且文本视域相对狭窄，简单化倾向明显，拘泥于探求作品表层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关系，现代性反思薄弱，缺乏对作品及创作过程生态含蕴的丰富维度和深层机制的全面深入把握及文质并重的探讨。 “生态理论仍然处于成长阶段，我们恰恰需要从宽泛的角度来推进这种理论的可实践性。”②学界若能以更加开放的生态视野展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挖掘文本中的生态质素，呈现审美、文化、人性甚而哲学的要义，将有利于创作界的生态书写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强化生态表达，以更具审美内蕴与思想活力的文学作品参与生态文明建构。 下面，笔者撷取刘庆邦生态言说的三个维度作以论述，借以表达这一思考：作家关于生态言说的艺术空间能够不断拓展，生态话语的艺术表述可以尽量多维。 一、道法自然：小说要写自然还要写得自然 煤矿与乡村是刘庆邦小说题材的富矿。他的煤矿小说上演着人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善恶较量，被改编成电影斩获国际大奖。而表征为土地的乡村给他提供的创作内驱力和经验资源或许更为持久、稳定，他作品的多数还是回望乡土之作。他谈起自认为满意的创作：《梅妞放羊》《响器》《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红围巾》《夜色》《黄花绣》，均为农村题材的作品。而他推举的认为达到小说创作高境界的中外文学经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契诃夫的《草原》，尤其是其赞不绝口的《边城》，无一不是贴近自然之作。作家对推举的理由有所阐释，认为这几部小说具备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小说是道法自然的，与大自然的结合非常紧密，都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借喻了不少东西，从而使小说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雨雪之润泽，实现了和谐的自然之美”③。道法自然，这无疑传递出刘庆邦的创作取向：小说要写自然还要写得自然。而他在创作中也是如此实践的。 乡村是大片的土地，土地是自然的表征。刘庆邦在评论徐迅的散文时说：“有自然在，我们每个人都不愁找不到自己，也不愁自己没有归宿。”④对刘庆邦而言，19年的农村生活不算漫长，而之后长久的都市生活促发了他对这段苦难时光诗意的怀念和深刻的反省，他的朴素而坚定的土地观逐渐形成。刘庆邦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兴意盎然，甚至是见缝插针地或独白或借人物之口诉说着土地的恩惠与神奇。“煤有挖完的那一天，煤矿也有关闭的那一天，而土地呢，只要地面不沉陷，只要不变成湖泊，就一直可以种庄稼，可以打粮食。说到底土地才是最可信赖的。”(《黑白男女》)“人类把土地比作母亲，他们生于母亲，最后还要回归于母亲……”(《远方诗意》)这些关于土地的絮语明白如话又令人醍醐灌顶。土地无所不能又沉默谦逊，人必须和土地相依相伴、相辅相成，也必须和土地表征的自然保持一致的立场。刘庆邦的土地观清晰坚定，带着对岁月过往沉思的印痕。 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⑤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就是以20世纪60年代前后“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原地区农民生存状态为背景，讲述一个人类站在自然界之外，逆自然而动遭遇大灾难的故事，对人定胜天思想的反思力透纸背。刘庆邦曾经谈道：“个人失去记忆就成为傻子，民族、国家失去记忆会重蹈覆辙，会有新的灾难。一个作家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民族保留记忆，不断提醒国民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么触目惊心的事件，要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⑥“三年困难时期”的刘庆邦正读小学低年级。40年后为了记述这段历史，作家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他依靠超强的记忆力展开往事的钩沉，母亲和姐妹也通过口述给予他丰富的素材。甚至母亲患癌症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材料的交流与输送。虽然，“三年困难时期”那段生态破坏的历史，在许多作家作品中都有呈现，但刘庆邦凭借极强的审美转换能力和理性思考，把这段历史写成了生态意蕴丰厚、言说空间巨大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单一警示诉求的生态案例和教材。今天，我们能在刘庆邦的作品中看到60年前那段历史诸多细节的超乎寻常的细腻呈现，是人类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的胜利，是作家面对天地时良心与敬畏之心的彰显，也是文学审美诗性魅力的体现。 刘庆邦曾说：“天地有灵，万物有灵，我想通过小说赋予物质生活以无所不在的神性。”⑦天人合一、一切有灵、万殊平等、苍生皆通的观念化作跳跃于其字里行间的温情、智慧与通达。他的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鞋》，是一篇并非专注于生态但生态气息却自然弥漫的小说。它讲述乡村少女守明定亲后为未来丈夫做鞋的故事，这是守明的一次甜蜜、羞涩的情感之旅。故事情节单纯透明，对少女做鞋过程的叙述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如小溪般淙淙流淌。少女隐秘的心事、母亲的体贴、姐妹的争吵、嫂子们的打趣和优美的自然交融在一起，令人怦然心动。对日常与平实的升华之处在于守明对鞋底针脚花型的选择：是梅花型好，枣花型好，还是对针子好呢？守明抬眼一看，满帘自然，最后选中了枣花型。“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她抬眼就看见了，现成又对景……枣花的美，何其单纯，朴素。枣花的香，才是真正的醇厚绵长啊!守明把第一朵枣花‘搬’到鞋底上了……接着鞋底上就开了第二朵、第三朵……”这是小女子何其细腻又通达自然的心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枣花是守明，守明是枣花，都盛开如雪，单纯朴素。作家将自然中的枣花与人物的情志互相比拟、寄托，蕴含生态情愫的诗意修辞与《诗经》中“比兴”的艺术手法一脉相承，有天人合德的深意。在淡而有味的叙述中成就了“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无间融合的高点，呈现出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态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