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并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和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身处前现代历史重负的农民在迈进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这是1980年代最具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高晓声将陈奂生写成了系列小说，从《陈奂生上城》一直写到《陈奂生出国》，作者有意时代有心。一部小说和一个典型人物可以有多种解读角度，比如，通过陈奂生的经历，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民读者，不仅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农民性格，同时也通过陈奂生的经历和视角，看到了乡村之外的广大世界。那是一个更丰富、更绚丽、更五彩斑斓的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于是，从19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描绘成一条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也就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文学史。走向城市的这条道路主要集结着两类人群：一类是通过现代文明的启蒙，以个人奋斗的方式，以超拔的个人性格，排除艰难险阻，不惜一切代价地走向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巨大的个人动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和审美冲击。这类代表性的作品是路遥的《人生》、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玫瑰盛开的麦子店》、付秀莹的《他乡》等；另一类人群是通过巨大的社会运动——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总体战略一部分的时代背景下，大批农民通过“移民”形式进城务工，进而在城市安家，努力成为城市居民。这类代表性作品有盛可以的《北妹》、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吴玄的《发廊》、曹征路的《问苍茫》以及大量的“底层写作”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蕴含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形成了一个潮流性的创作倾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按下不表。 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应该属于前一类。小说题目《惊蛰》，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隐喻。小说的题记有这样的话：“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①这是一个时代环境的写照，作者对这个时代怀有的情感、希望和巨大冲动跃然纸上一览无余。小说有自叙传性质，写凌云青的成长史，一个乡村青年的命运史。但小说也超出了个人成长史，它同时也是1970-1980年代之交的中国乡村史。小说展现的乡村中国的状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我曾经说过，初期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我们一脚踏空了。看看凌云青和他的家庭、他的邻里乡亲过的日子，和阿Q、老通宝、祥林嫂、华老栓以及现代中国那些穷苦的乡亲们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也就是说，从1919年到1979年漫长的时间里，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中国发生。老百姓过的还是苦日子。当然，在讨论这一社会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点历史感，那就是这一历史阶段中国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问题。国际国内环境使国家没有可能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度的物质匮乏，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因此，当杜阳林以云青的口吻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并不陌生。从这个角度评价《惊蛰》，我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一部有历史感的小说，因此也是一部正面的、励志的小说。 小说开篇是不到四十岁的凌永彬的死亡。一个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没了，预示了这个家庭无尽的苦难刚刚开始。凌云青是这个不幸家庭的孩子，他坎坷的命运具体地看是由于家庭的不幸带来的。但是，从更大的背景观察，自然也有时代的原因。比如关于“吃不饱”——这是前现代乡村文学一直关注和延续的情节。凌云青在家里吃不饱，和一群小伙伴爬竹竿摸鸟蛋，在伙伴鼓动下偷桃子被人捉住捆绑示众，同时遭到母亲的痛斥和抽打；十多岁背着高过他身高的麦秆不小心滚下山坡；去广元投靠舅舅遭冷遇，从广元流浪回阆南。家里一年四季吃的是红苕，稍好一些的亲戚家，也不过是在红苕粥里放了几颗米粒而已。“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改变了观龙村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关系。陈金柱为了多占耕地，甚至移动界石，欺负兄弟留下的孤儿遗孀；徐秀英求助她的兄弟姐妹时，竟然对她的苦难无动于衷。因此，那时的中国，苦难的家庭是大体相似。 小说上中下三部分，都是云青求学路上在绿皮车厢的回忆，绿皮车载着这个青年向前走，年轻人的思绪则向后奔涌。这个结构很有特点，在交待云青来路时，讲述其艰辛的成长过程，也就交代了云青走出大山求学的内在动力。小说有很多川北方言，强化了小说的地域性。四川作家有运用方言的传统，比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青年作家颜歌的《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但这些作家大多写的是小镇生活，比如天廻镇、平乐镇等。《惊蛰》则是川北南充的方言，但北方读者不会有阅读障碍，反而平添了新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是《惊蛰》对人物的塑造。小说当然是以凌云青为主要人物，通过他的个人奋斗——这个个人奋斗的内在动力特别值得注意。列车载着他向前走，是因为有沉重的过去，沉重的因袭，他不是要成名成家，不是要出人头地，他是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尊严不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家族的也是贫困的乡土中国的。于是，凌云青的个人奋斗就构成了一个隐喻——那是乡村中国的奋斗，是贫苦的家国奋斗。于是，杜阳林通过凌云青个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国家的故事，或者一个国家底层青年奋发的故事。这一点，凌云青和高加林、陈金芳、翟小梨这些来自乡村的青年形象都非常不同。高加林是一个要走向“现代”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包括爱情，但他最后也没有实现个人的愿望。小说喻示了乡村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陈金芳是一个有着乡村经验、同时也有都市生活经验的青年女性，都市生活开启了她对生活和人的新的理解和想象，因此，她“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这个想法没有错误，但她的方式错了，因此也没有实现；翟小梨从芳村到S市一直到北京，她看似实现了从前现代迈入现代的过程，但她付出的是巨大的情感代价，几乎不堪回首。云青与这些乡村青年的道路都不相同，他是经过前现代贫困生活浸泡过的青年，通过母亲、兄弟姐妹和个人的经历，激发了他刻苦学习走出乡村的意志和决心，他是为尊严走出川北山沟沟的，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青年。因此，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