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之死”是中国“短二十世纪”历史上令人哀伤的一幕。1930年代以降，涉及此段悲剧的作品代代相续。其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堪称杰作。这表现在，较之《白鹿原》《生死疲劳》等文化原乡之作，《桑干河上》(以下皆简称)有着“时代目击者”的直接与深刻；较之同时代文本，《桑干河上》却又因作者身世而对这一阶层怀有隐秘的忧伤。诸种因由，使《桑干河上》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类，而未必是“工具化了的艺术”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译写”①。实际上，《桑干河上》是丁玲在涿鹿、阜平、行唐等地参加土地改革的结果，主要取材对象是涿鹿县温泉屯村。该村丁玲纪念馆说明文字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大都取材于当时的温泉屯村。”馆中还展示了十几位原型人物的照片。当然，《桑干河上》所欲书写者，并不止于小小的温泉屯村，丁玲希望捕捉的，是时代剧变中的势与人以及挥之不去的历史悲情。 一、有关劣绅的“科学描写法” 近人之谓“乡绅”概念，系从“绅士”演变而来。“绅”与“士”皆指科举制下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不过在朝为“绅”在野为“士”。在此理解下，“乡绅”即指居于乡间从未为官或已退出官场的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不过“到了晚清时期，乡绅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以团练为权力基础的土豪劣绅势力。此后，直到北伐战争前，基本上是土豪劣绅与传统士绅控制着中国的广大乡村地区”②。《桑干河上》所写中小地主，只有李子俊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生，与传统士绅较为接近，其他人物如许有武、陈武、钱文贵、江世荣等多属土豪劣绅范围。 不过，无论哪类乡绅，在1940年代都面临着“乡绅之死”的历史变局。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这不仅指民国时期“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生产，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③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更主要指另外两层历史走向。 一是近代以来，农业中国势必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追赶，规模庞大的乡村地主经济已成障碍： 他们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这种封建所有制，和由此而来的地主对于农民人身的不完全的所有制，即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特权……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基本障碍。因此，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对于整个地主阶级(当作代表一种占有关系即一种生产关系的阶级来说，而不是当作地主各个个人来说)，必须加以彻底的消灭。④ 所谓“障碍”，既指乡绅阶层“截留”了国家主要的农业收入导致工业化无从展开，也指乡绅阶层普遍缺乏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意愿。关于后者，韩丁在山西观察到：地主豪绅“没人会愿意在肥料、种子和工具上花钱”，他们要么“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要么购买“唯一可以投资”的对象——土地，而购买土地“只是授权买主按照通行的社会关系准则，去占有佃户菲薄收成中的一份，而绝不会增加产量”，这些都“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⑤。 二是在解放战争中，乡绅阶层作为广阔乡村“‘寡头的’或‘贵族的’阶层”⑥，同样势必成为被摧毁对象。这是因为，面对国民党军事进攻，共产党必须从广阔乡村大规模征兵、征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整体性地解决“掌握生产资料，土地和耕畜农具”并迫使农民“俨若附庸”⑦的乡绅阶层进而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于是，作为“翻转”“中国的低层机构”⑧的最有效方法，土地改革就被提升到战争战略高度，何况，“耕者有其田”原本就是革命核心诉求。于是“乡绅之死”即成定局，而《桑干河上》赖以为本事来源的华北土改，即是此定局的上演。 丁玲以文学方式准确呈现了此种大势。这突出表现在对钱文贵、江世荣等乡绅的刻画上。丁玲回忆：“(从)材料上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如“强奸妇女、杀人”的民愤极大的陈武，所以丁玲一度对自己说“写一个恶霸地主吧!”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占人妻女的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最易激起读者反感，最便于在正、反面人物之间“制造界限”，“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道德或邪恶等做出界定”⑩。不过，此种写法实是将乡绅推到“他者”位置，通过抹杀其自我逻辑而构制某种“负面假象”。对此他者化反面人物叙述，丁玲不大欣赏，更不愿用浅俗道德批判遮蔽中国乡村更为深刻的真实。她说：“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的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11)因此，尽管《桑干河上》也将陈武实录进了小说，但只是一笔带过，最终作为典型出现的钱文贵、江世荣等乡绅，虽有逼租、贪污、讹人钱财等错误，但并非“衣冠禽兽”，也无极端反伦理行为。这是有意为之的选择。遗憾的是，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将钱文贵与黄世仁等混为一谈，这不免是对丁玲不愿“取媚群众”的努力视而不见。 那么，钱文贵等又是怎样的乡绅呢？钱文贵为“八大尖”之首，不过其统治地位的获得比较特别：“连保长们他都认识，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又有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连暖水屯的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桑干河上》，第11页，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以下皆同)这一特点，可谓“谋财害命不用刀”(《桑干河上》，第387页)。究之史实，这近于对其原型韩文贵的实录。据知情人透露，“钱文贵(按：指韩文贵)不是恶霸地主”，他“确实有个儿子去当兵”，“他的坏不是表面上有多坏，我把谁打死了，我没有”，“你有啥事求我，求我我就坑你，包括他的本家，包括李仲祥”，“我让你当保长，我去你家吃你喝你，就把你腾得你穷了我富了。他地不多，但是他在外头做生意”(12)，“(他)见识的人多，交际面也广，确实像小说中描写的，是个‘摇着羽毛扇’、‘二诸葛’似的人物，‘干了不少坏事’”(13)。此外，小说内外钱文贵的土改经历也类似：遭到批斗，土地被按政策重新分配，本人在土改中未遭镇压。可以说，《桑干河上》的确具有强烈的实录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