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五族共和”而成民国。这个历经龃龉而达成的共识，从现代国家的意义上，将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纳入“民国”之“民”的主体。有意思的是，随后“五四”开启的现代汉语文学，以“立人”为旗号，却未及考虑“人”与“族群”的异同，大概与此相关，新文学传统中少有关于新疆的书写。日本侵略者触发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对族群问题的集中思考，其中包含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表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的条文，这个共识的达成，过程复杂，却堪称多方意见和知识汇合的最佳结果。简言之，“蛮戎夷狄”最终改称“少数民族”，成为“人民”不可或缺的部分，被绘入了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蓝图。历史学家蒙文通在1957年出版的一本民族史研究著作的序言中，表达了由此产生的兴奋：“而今则敌寇已降，失土尽复，海内一统，固若金汤，宇内殊俗异语之族，悉乃同胞兄弟之伦。”①五六十年代文艺的“百花齐放”是这一蓝图的生动实现，而其中大量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是最为绚丽欢乐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关于新疆的描写大致有两种模式：以诗人闻捷《天山牧歌》(1956年)为代表的，写新疆各少数民族生活的诗歌，把风俗人情与历史文化素材，转写为社会主义工农建设的壮怀激烈；另一种模式，以1963年面世的著名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最为典型，它把延安文学传统中“革命加恋爱”，变形为五十年代打击边疆敌特分子，保卫民族团结与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爱情故事三者间的嫁接。这两类模式，遍布于“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文艺作品。上述“新疆”书写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形象的构成部分，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历史地看，显然缺乏主体性，没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真正对新疆各民族的生活和习俗有精细描写的作家，是六十年代赴新疆，并在此生活工作十数年的作家王蒙。他七八十年代所写的关于新疆的一批小说，可能是当代汉语小说里，关于新疆少数民族生活最为“主体化”的描写。这批小说对维吾尔族以及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六七十年代日常生活，进行了丰富而不失历史反思精神的呈现，从语言风格到故事主题，都深受维吾尔语言文化的浸染。由此，则可引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一个令人困惑甚至深感遗憾的汉语文学现象：中国几大少数民族区域里，关于藏族和藏区，从扎西达娃、马原等到新世纪的阿来、范稳、杨志军(这个名单可以列更长)等作家的作品，可谓蔚为大观；关于蒙古族，自张承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系列草原题材作品开始；到新世纪出现的《狼图腾》《蒙古往事》，有大众影响力的作品也连绵不断；但关于历史文化、民族语言、自然地理等都广袤多元的新疆，在当代汉语文学中，为何没出现类似有影响力的地域或民族主题的书写传统？ 背后原因复杂，笔者无意也无力解答该问题，却有个朴素的念想：尽管文学表达有种种局限，但通过文学而形成的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仁爱，却具有“文章胜于甲兵”的特别意义。比如通过读扎西达娃、阿来等的作品，读仓央嘉措诗歌或陈渠珍的回忆录《艽野尘梦》，汉语读者对西藏形成了形象具体的认知；但关于新疆，即使《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玛纳斯》等各民族的文化经典，或者纳瓦依、阿拜等新疆备民族的大诗人，在汉语世界似乎都只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哪个汉语作家若能写出一部改善或加深大众新疆认知的作品，那真可谓“文之为德也大矣”。法国哲学家朱利安曾描述过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应有的“共享的智性”：“每种文化每个人都让他者的价值在自己的语言中变得可理解，然后再根据这种价值观来反思自身，亦即‘用它们工作’。”②同理，以文学作品增进汉语文化对少数民族的理解，进而促进文化的反思与优化，显然是“共享的智性”之体现。 或许由于上述缘故，我对诗人沈苇的写作一直有特别的关注与期待。1965年出生的沈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新疆工作，至今已三十余年——这是人生与写作的盛年。多年与新疆各民族一起吃羊肉烤馕，吃无花果葡萄干，喝砖茶、伊力特和穆塞莱斯，长期浸泡在新疆少数民族语言里，久久行走于沙漠、绿洲和废墟之间，让一个翩翩江南书生，变成草莽西域汉子；也让他的诗远离了江南的亭台烟雨，却变幻出“柔巴依”“格则勒”“刀郎”，博格达峰、胡杨林、木乃伊、麻扎、大盘鸡等等缤纷的“西域”图案。可以说，他新世纪以来关于“新疆”的写作，突破了固化的意识形态宏图，写下了具有切身之感的诗行。在主题及其呈现方式上，他的诗都有值得深思的特性。 在当代文学史上，关于新疆的文学作品，常与保卫边疆、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情感、民族团结、历史浩劫后的新生等主题相关。把上述既定主题与少数民族生活、自然地理元素与历史文化感喟熔铸为文学话语，不同作家风格有异，但总体区别不大。一个共同点是，这些作品展示的，都是既定历史主题孕育的积极个体形象。或曰，个体形象只是演绎既定历史主题的玩偶。到了沈苇开始书写新疆的二十世纪末，孕育积极个体形象的历史主题大多已失效，两者都处于剧烈的解体和重构过程中。九十年代汉语诗歌重要内在逻辑——修复历史与个体的隐喻性关联，在沈苇的新疆书写中衍变出新形态。换言之，沈苇是九十年代汉语诗歌写作整体风格中溢出的一分子。1998年写的《混血之城》，算是他早期“新疆”写作的宣言，也是修复历史与个体隐喻关联的典型作品。在这首诗里，“边疆”不再是家国意义上的，个体也不再依附于家国而直接获得意义感。我们在诗中所见的，是一个诗人的语言梦想：诗人试图在个体写作与乌鲁木齐这座“混血”的城市之间，建立隐喻关系。他不惜笔墨地呈现乌鲁木齐的“混血”特征，但目的却是将“混血”喻为诗的质地：“无论是汉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蒙古人/是时间中的兄弟姐妹/被同一种夜色覆盖眼帘/又被同一种晨光唤醒”，③城市地理环境和季候特征，现代化的速度，以及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状态，都成为诗歌丰富性的隐喻。“异乡人”在此的生根成长，乃是诗人接近写作梦想的象征。总之，整首诗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年轻诗人把个人处境转码为写作神话的过程。将个体写作神话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沈苇这一代的诗人作家，成长于卡夫卡被大规模谈论、鲁迅被重新认识的历史氛围里，以此来构造写作主体形象，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可以将沈苇关于新疆的写作，视为上述写作神话的放大或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