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1)02-77-08 如何读一首现代诗？这应该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就笔者的阅读习惯而言，读一首诗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细读”(close reading)，这并非一般性的赏析，也不是一种随意的蜻蜓点水式的读后感，而是进入诗作的文本内部，对其词句、语调等内在“肌理”进行剖析；它要采用瑞士文论家乔治-布莱(George Poulet)所说的“我思”[1]的方式，让思绪在诗的文本里走动，揣摩、跟踪语词的流脉和气息。另一方面是把作品放在它产生时的历史语境中，放到作者本人创作的总体格局里，即不是孤立、抽象、封闭地对一首诗进行读解，而是尽量把它上下左右周边的关系、因素引进来，也就是增强它生成的“历史感”和“方位感”，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它的构成和线索。那么，是不是每首诗的阅读都亦步亦趋遵照这样的步骤——先条分缕析地从词句入手把它剖析得“体无完肤”，再由文本扩散开去、勾连相关背景进行解说，最后收拢起来回到诗作本身、聚焦于其主题意蕴等？似乎也未必。现代诗的一个特点是：每一首诗就是这“一首”，从内容到形式、从主题到结构，是自成一体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同样地，读一首现代诗就有读这首诗的独特方式，也许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读其他诗的办法，比如读冯至的《蛇》和读周作人的《小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下面笔者通过分析朱湘的一首短诗《雨景》，进一步阐明自己关于读现代诗的一点想法。全诗如下： 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 春夜梦回时窗前的淅沥； 急雨点打上蕉叶的声音； 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 从电光中泼下来的雷雨—— 但将雨时的天我最爱了。 它虽然是灰色的却透明； 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 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 飘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 1924年11月22日 (原载《草莽集》，开明书店1927年版) 这首《雨景》被认为是朱湘的代表作，虽然篇幅短小，但在朱湘诗作以至20世纪20年代新诗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仍然属于新诗的草创期，新诗自诞生之初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遭受着“浅白”“不定形”等指责；不过随着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冯至等的出现，新诗创作及其形象发生了很大改观，一个显著的体现是语言趋于纯熟、形式上也逐渐“成型”。这是新诗寻求“艺术”的结果，诗人们在语言的锤炼、形式的锻造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让现代汉语显出自身的特性和美感。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诗创作中开始出现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期待的“美文”的苗头了。周作人当时引入并倡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想呼唤现代汉语的书写能力。朱湘的诗也汇入了那股寻求“艺术”的潮流中。 梳理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的基本情形，对于理解《雨景》的语言、形式特点很重要。只要看看当时徐志摩、闻一多的诗学主张(徐志摩：“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一首诗应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2]闻一多：“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我们要打破一个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许多变异的形式罢了。”[3])就能够领悟那场由他们发起、朱湘也参与其中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意义了。朱湘很推崇早逝的诗人刘梦苇，认为后者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4]，当然他本人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践行了那场运动的一些理念的，在他所说的音韵、诗行、诗章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雨景》正是朱湘探索和实践的一个突出例子。尽管这首只有10行的小诗看起来语句清浅、诗意透明，似乎没什么值得深究的地方，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理出不少东西的。这里，在细读这首诗之前，还需要稍微了解一下朱湘这个人。也许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1904-1933)的诗人的生平、求学、工作经历等并不陌生，流传最广的大概是他充满悲剧性而又颇具浪漫色彩的生命结局(据说他是在上海往南京的轮船上吟诵着海涅的诗歌跃入江中的)。他的诗歌成就毋庸置疑：一方面，他出版了《夏天》《草莽集》等多部诗集，是1920年代尝试和深化“新格律诗”的重要诗人；另一方面，他有很高的诗学理论素养，他的《中书集》里有多篇诗评，显示了他对新诗及诗人的独到眼光和精辟洞见；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诗人的作品。不过，我格外留意的是朱湘的其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性格，孤僻、桀骜不驯、耿直甚至“急躁”，是人们对他性格的描述；另一个是他在工作、生活特别是家庭中的窘境，涉及人际关系、亲情、经济等诸种因素。这两方面对于全面了解朱湘这个人是不可或缺的。 由上所述我们也许不难产生一种直观的印象，就是觉得朱湘的人生中充满了紧张感，他可谓命途多舛，生活中不时伴随着挫折、冲突和压抑。然而，通观他的诗歌写作和翻译，还有他的散文和诗学论评，全然不见一丝因受苦而滋生怨愤的印迹，也没有各种矛盾、困窘所导致的“一团糟”(无序)场景，相反地，其作品的“文字之优美精致，情调之从容宁静”[5]，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他的诗歌作品，行句严整、语调柔和，既有《摇篮歌》的深情款款，又有《采莲曲》的摇曳多姿。由此，在他的人、生活和诗之间，就呈现出某种“张力”甚至强烈的“反差”。这正是沈从文论及朱湘时指出的：“作者在生活一方面，所显出的焦躁，是中国诗人中所没有的焦躁，然而由诗歌认识这人，却平静到使人吃惊。”[6]对于这一点有必要再细说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