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新诗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大众化和纯诗化两种不同的诗学追求,在它们彼此的对立和竞争之中,新诗在剧烈变动的现代中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带来新诗诗学发展最为主要的特征。从21世纪新诗发展的角度来看,大众化诗学的影响已不明显,但要理解现代新诗,新诗大众化仍然是避不开的重要关节。 初期新诗的发展中,有过一次新诗贵族化和平民化论争。1920年3月,康白情在第一卷第九期《少年中国》杂志发表了《新诗的我见(有引)》一文,明确主张新诗是贵族的:“惟其诗是贵族的,所以诗尽可以偏重主观,触物比类,宣其性情,言词上务求明了,只尽力之所能及而不必强求人解。”俞平伯1922年发表长文《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主张应将诗的形貌还原到它本来的、原始的、平民的形式,诗本来就是平民化艺术。在这场论争中,周作人、梁实秋等力主新诗的精神是贵族化的。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编者朱自清在《导言》中回顾了这一场论争之后,加了一句:“诗到底怕是贵族的。”在这场诗学论争中,在主张新诗平民化的论者如俞平伯、田汉、谢六逸等人的阐述之中,已孕育了新诗大众化最初的思路。因为这一群人都是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平民化探索,主要还是集中在新诗对于平民生活的反映、理解和同情这个层面,即写平民。主张新诗的精神是贵族化的论者,一般都成为后来的纯诗论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留学归国的诗人为主体的新月诗派、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等大放异彩,大众化诗歌并未能与其争锋。 20年代末,文坛开始有普罗文学、革命文学的提倡,出现了蒋光慈、殷夫等有影响的诗人。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专门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出版刊物《大众文艺》。在这一背景之下,新诗大众化运动开始有了积极的进展。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并在北京、广州、青岛、厦门、以及日本东京等地创办分会,相继创办诗刊《新诗歌》《诗歌季刊》《诗歌杂志》《中国诗坛》《诗歌生活》等多种,涌现出如穆木天、杨骚、蒲风、任钧、王亚平、方殷、温流、柳倩、白曙、石灵、溅波、雷石榆、袁勃、林林、关露、辛劳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新诗大众化在30年代取得了巨大声势。 “中国诗歌会”是新诗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新诗大众化”这个概念的诗歌团体,在出版的会刊《新诗歌》旬刊创刊号最前面,刊有5节共20行的《发刊诗》,其中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 这是“中国诗歌会”诗人们的写作纲领。初期新诗人主张的写平民大众的生活,由此推进到新诗人“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40年代延安文学则进一步提出由工农兵来写的问题。从中看得出新诗大众化探索递进的轨迹。 1935年3月25日出版的《诗歌季刊》,“中国诗歌会”诗人们在署名“编者”发表的《问题讨论》一文中,对大众化诗歌做了一次明确的定义: 以大众生活作对象,用恰当能把内容表现到家的技术写出的,而且叫大众容易读,读得懂的一种诗歌。 同年,左翼文坛提出“国防文学”概念,“中国诗歌会”诗人们相应地提倡“国防诗歌”,在《大晚报》副刊出版多期诗刊倡导“国防诗歌”,并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杨骚《乡曲》、穆木天《流亡者之歌》、任钧《战歌》和柳倩《自己的歌》等四本。 他们的新诗创作,自觉地和新月诗派、30年代北平学院派诗人以及当时以戴望舒、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新诗潮流保持着一种对立的姿态。在《新诗歌》第一卷第五期中,发表了铁川《读罢徐志摩的诗集》和柳倩《〈望舒诗论〉的商榷》这样仅从标题就能看出来是对纯诗诗人进行严厉批判的诗论。1937年4月10日,戴望舒在《新中华》杂志第五卷第七期发表诗论《关于国防诗歌》,态度严正,不乏攻击性和火气,迥异乎戴望舒一贯为人处世和行文的惯常风格。比如:“他们主张诗必须要包含国防意识情绪。有了这种褊狭的见解,这种非人性的头脑,勿怪其不能和诗去接近了。”文章的最后一句则是这样的:“‘国防诗歌’往哪里去!既不是诗歌而又和国防一点也不生瓜葛的‘国防诗歌’留在那么寒伧的书斋中做一个空虚的幌子吧。”这是纯诗阵营对于“国防诗歌”所做的很有代表性的一次特别严厉的批评。针对戴望舒的发难,任钧发表《读戴望舒的〈谈国防诗歌〉以后》(《作品》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江蓠、一钟、方殷三位诗人联署发表了《与“纯诗”人戴望舒谈国防诗歌》(《诗歌杂志》第三期,1937年5月)一文,两篇文字都比戴望舒的文章更严厉。 这一次“国防诗歌”的论争因抗战爆发没有得以持续,但是纯诗阵营和新诗大众化阵营之间在诗学追求上的全面对立得到了充分呈现。20世纪30年代两种诗学均得到充分发展,彼此之间自由竞争,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后来,两种不同的诗学追求围绕着“抗战诗歌”“抒情的放逐”、诗的晦涩、马凡陀山歌等多个论题进行了数次牵动整个诗坛的论争。正是在论争之中,两种诗学有意识地建构各自的诗学体系。新诗大众化运动的充分展开,更多地促使纯诗诗人对自身诗学的探索进行得更为深入,加大了纯诗诗学对现实关怀的分量,促使一批诗人如何其芳、戴望舒等转向现实主义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