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诗大众化的讨论，似乎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题。“大众化”的提倡，虽然出自左翼文学的立场，但从新诗的发生之日起，新诗就包含了开启民智、“情动”社会的诉求。所谓“平民”与“贵族”、“看得懂”与“看不懂”、“普及”与“提高”的张力，也反反复复，贯穿了新诗的历史展开，早已沉积为新诗史内部一种常态的问题结构。而且，相关的研究已很充分，如继业兄的著作《新诗的大众化与纯诗化》，就立足原初材料的考掘，深入检讨过“大众化”诗学脉络及其与“纯诗化”诗学的互动。如今重提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可能要考虑如何挣脱原有的讨论框架，从更整体性的视野出发，探讨一下“大众化”历史起落的若干前提。比如，为什么要“大众化”？其目的和现实指向是什么？大众化得以展开，依托的媒介形式是什么？ 从某个角度看，“五四”时代白话新诗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文化“下沉”社会、传统士大夫文化衰落的结果。新诗不仅是白话的、自由的诗歌，也应该是平民的诗歌，早期白话诗质朴的社会写实，以及北大诸公对民间歌谣的兴趣，都大致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民主的理念。不能忽略的是，新诗同时也是现代都市文化兴起的结果。与旧诗相比，新诗主要是一种朝向“发表”的诗歌，其写作、传播和评价的机制，离不开报刊传媒的发展和读者大众的生成。这里的读者大众，以城市知识分子、部分市民以及青年学生为主，并不包括后来左翼文学所发现的“工农大众”。与此相关，虽然有“普遍与真挚”的文学想象，但新诗也主要是一种“内面自我”的表达，奠基于“个人的发现”一类现代性文化。普遍的共同体意识与个人化的书写“装置”，二者实际上有所矛盾。20年代初发生在俞平伯、周作人、梁实秋之间的“平民”与“贵族”之争，就是这种矛盾的一次显现。比如，俞平伯倡导“诗底进化还原论”，认为“平民性”是诗的本真质素，只不过被后来的贵族色彩遮蔽了，所以“进化还原”即是一种返本归真、“把诗底本来面目，从脂粉堆里显露出来”的过程。在他的表述中，“平民”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民众、大众，更多是一个发生学意义上文学普遍性的指称。 事实上，到了30年代，诗歌大众化问题的提出并变得迫切，并不是延续“五四”时代平民主义、文化民主的构想，恰恰是要超克“五四”的逻辑，依托于新型的政党政治、革命动员政治，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革命政治提供的视野中，“大众”也不再是笼统的、不分阶层的“平民”，而是需要被唤醒、组织的工农；“大众化”追求的也不单是文化的普及，而是动员的武器，为的是将“无声的中国”转为“有声的中国”，强力构造集体性的经验，从压迫中翻转出反抗、觉醒的力量。 包括诗歌在内，文艺如何对大众说话，进而让大众自己说话，创造出自身的文艺，是左翼大众化的核心命题。这也涉及另一个前提，即诗歌大众化所依托的媒介形式、传播方式、以及诗文体的功能。最近出版的《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一书，就从“听觉”和“身体”的角度，对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歌谣化”实践进行了饶有意味的讨论。作者康凌指出“中国诗歌会”所尝试的路径，是从民间歌谣小调中挖掘劳苦大众最为熟悉、适应的身体节奏，以“自然”的方式触动大众的身体记忆和生理回应，塑造其听众/读者的集体性身体感知，从而起到组织、动员的功效。当“听觉”与“身体”的激荡，相对于“视觉”和“大脑”的理智，取得了更大的优势，这也意味着新诗媒介的转换：如果说“五四”以来的新诗是写的、发表在报刊上，依托文字书写和印刷媒介，供读者去阅读、去沉思默想，那么大众化、歌谣化的“新诗”，则是听的、唱的、诉诸劳苦大众集体性的身体经验。抗战时期兴盛的朗诵诗，延续了左翼大众化的脉络，同样具有强劲的跨文体、跨媒介的意识，在听觉、节奏和身体的互动之外，还引入戏剧艺术、广场艺术的形式，让新诗进一步成为可以表演的、行动的艺术。在李广田、朱自清等批评家看来，这样一种“行动的诗”，打破了印刷文化的限制、向公共世界敞开，其实已不再是过往的“新诗”，而是一种“新诗中的新诗”。 依托动员型的革命政治，扬弃印刷文化和口头文化的差别，最终指向群众文艺的“大众化”实践，在“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同时也将内在危机全面引爆。伴随了一系列“告别革命”的社会转型，这样的“大众化”在当代诗人和批评家这里，自然已不大会被认同，甚至会被认为是五四新诗传统一种偏离。“不认同”也说明，当代诗似乎又落回新诗的“常态”之中。诗人的群落虽有所谓“地下/地上”“官方/民间”的分别，但无论“作协”系统的老派抒情，还是“诗江湖”上的莽汉先锋，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大体上说还是回到“文学现代化”的轨道上，以个人化的内在体验和语言创新为前提。当激进的革命政治逐渐消退，诗歌也不再可能承担动员社会、组织大众、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功能，被“边缘化”的命运不可逆转。相应的，当代诗阅读与接受，重又收缩到文艺青年和城市小资或中产阶级的圈子中。这个圈子不大，却也相对稳定，刚好配合了当代文化消费多样性的景观。当然，今日亦如当年，有关诗歌远离读者、不够“大众化”的质疑和焦虑，仍挥之不去，时不时也会激起讨论的声浪，但这里的读者大众，与左翼文学视野中的需要被唤醒并创造自身文化形式和领导权的“大众”，内涵早已迥异。美国学者江克平多年前曾用“从‘运动’到‘活动’”的说法，来概括当代中国朗诵诗的流变。这是一个简单也有效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