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诞生之日起，追求现代性的中国新诗就不得不分担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之古老帝国的特殊命运。现代化制度的“民主”及“人民主权”原则与现代性“平等”信念相互支撑，赋予“大众文艺”以“时代呼声”的强音地位(尤西林语)，同样的，因为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启蒙、革命和救亡运动等急需“大众”的参与，“诗歌大众化”也一直是现代知识精英集团念兹在兹的文化心结。基于此，“诗歌大众化”命题也就往往得到一种比较广义的理解，在国内此前的新诗研究中经常被看作一种普泛性的诗学倾向或文艺思潮，贯穿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抗战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通俗化，解放区文学的“民族形式”构建，建国以后的“新民歌运动”，甚至1980年代以后诗歌的“口语化”“生活流”，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网络化”“民主化”……诸如此类的运动与现象，从而构成貌似宏观的诗歌史叙述。一般来讲，这类对“诗歌大众化”问题的理解，普遍关注语言学层面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其中大众读者对于诗歌的“懂与不懂”(接受问题)往往成为重点强调的核心问题，并由此延伸到对于诗人与大众的结构性关系、大众现实生活、文化心理、审美习惯和阅读能力等相关问题的讨论。然而，由于“大众”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与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学背景，难以简单把握，这类对“诗歌大众化”问题的论述就很容易失之于笼统，“诗歌大众化”也就成为一个永远没有边界的话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诗歌大众化”做比较狭义的界定和理解，将其视为一场在1930年代开展的与中共政治革命运动一体共生的现代文化运动，对其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语境进行还原和辨析，然后，再结合已经变化了的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状况，对“诗歌大众化”及其相关问题做历史化的反思与探讨。 考诸“大众”一词，其实在中国本土的文史典籍中古已有之。不过，古代文化语境中的“大众”并不等同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严格来讲，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大众”概念其实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催生而出的脱离了传统的有机社会联系的“乌合之众”。在评论生活于19世纪大都市巴黎的“第一位现代主义者”波德莱尔时，天才的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经指出：“大众——再也没有什么主题比它更吸引十九世纪作家的注目了。它已准备好以一种能够轻松熟练地阅读的阶层广泛的公众形象出现。……对于他们，大众意味着——几乎在古代的意义上——市民群众、公众。”不过，作为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这样的“大众”在秉持贵族文化传统的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眼中，却往往被视为人类精神沦落的象征，是沉沦于物欲的繁忙、平庸、盲目而无差异的商品性的存在。 可以说，正是率先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西方知识分子这种对于“大众”的观念与态度，直接影响到了“脱亚入欧”主动“西化”的日本，并且间接影响了致力于启蒙、革命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大众文艺”“大众文学”的思索。 首先，更多地将“大众”一词与西方“市民社会”之“市民”“民众”等概念等而观之，从而完成了“大众”词义的现代转换的，正是白井乔二等一批日本大众作家。 其次，就在日本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同时兴起的1920年代，因为惊羡于大众文学(包括新“讲谈”、侦探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繁荣及其巨大的读者量，日本左翼文坛曾经围绕“文学大众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在这次争论中，当时日本左翼权威的理论家藏原惟人就明确将“有觉悟的少数分子”与“意识落后的大众”区分，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从有觉悟的少数分子向意识落后的大众推广”的主张；而作家林房雄则把“大众”定位于除工作外就是“游戏、睡眠和营养”这样一种消极的生存状态上，认为大众文学的特点是必须“有趣”，必须包含很多被知识阶级艺术家所极度排斥的游戏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学评论家大宅壮一更进一步地论证了当时的通俗小说(“大众文学”)是对民众欲望的最大量化反映。 其三，与“大众文学”在日本左翼文坛所受到的重视和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不同，“大众文学”被从日本引进中国伊始，就很快遭到了激进文人的强烈鄙视和批判，被认为是“在封建时代的遗臭中蒸发着的通俗小说!……和现在上海通行着的，什么红绿小说黑幕小说是异母兄弟”(郭沫若)，“……中国一般劳苦大众目下所欢迎的这一大堆封建残余的文学，我们把它总括起来，也叫大众文学。”(何大白)而日本“大众文学”(相当于中国清末民初重视游戏娱乐功能的通俗文学)所吸引、所服务的市民“大众”也同样遭到否定与排斥，被左翼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画室)、郑伯奇等贬斥为“一般堕落腐化的游散市民”“没有自觉的大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两国关于欧洲来源的“大众”“大众文学”概念及其所指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既因为两国城市化发展程度和具有较强识字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在社会构成中的占比不同，也因为从古代“士大夫”转型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仍然延续了儒家精英主义的传统，存留着以教化民众(“新民”)为己任的精英意识，同时还因为现代中国数量最大的民众以文盲半文盲居多，自发的文学大众化此路不通，唯有依赖自上而下的力量自觉去推动。正因如此，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的提倡和讨论，到了左翼思潮在世界范围汹涌的“红色三十年代”，为了更有效力地配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阶级”动员，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主动改变了对于“大众”和“大众文学”的历史叙述，并对“大众”和“大众文学”重新进行了界定和阐发。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有意识地置换了“大众”一词的内涵及外延，将“大众”的所指从日本“大众文学”概念中的市民更换为“新兴阶级的大众”(王独清)、“被压迫的工农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画室)、“全中国的工农大众”(郭沫若)，认为“构成社会基础的大众是工农”(王一榴)；另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以“革命的大众文艺”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大众文艺”“旧式的大众文艺”相区别的叙述策略，成功转换了现代中国“大众文艺”“大众文学”的视域与论题，使得包括“诗歌大众化”在内的“文学大众化”运动能够顺利地融入共产党人全面改造旧世界的社会—文化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