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许广平回忆，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颇有自知之明：“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而且，鲁迅深知革命者并不纯粹，虽然革命的动机大抵一致，但终极目的极为歧异：“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概而言之，鲁迅对于革命的复杂性了然于心，同时他也不认可一般人所界定的“革命者”内涵。 只是，就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关系而言，做不做“革命者”，却并不由得他做主。在1928年初，当创造社、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鲁迅就成为他们“祭旗”的对象。在这些围剿鲁迅的人中，成仿吾指责他是“有闲阶级”“趣味主义者”，冯乃超嘲讽他是抱持“隐遁主义”的“落伍者”，郭沫若则化名杜荃给他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等帽子。然而1933年，瞿秋白却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到了1940年，毛泽东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肯定“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有1954年以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为代表的论述，认为“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自此以后，鲁迅与“革命”关系的解说，逐渐走向了一条由政党政治所主宰的道路，“革命家鲁迅”逐步被塑造为“党的鲁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王富仁为代表的“启蒙者鲁迅”的研究才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 然而，也正如王富仁《鲁迅与革命——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读后(上)》(2007)所指出的，“‘革命’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关键词”，它“不但意味着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意味着一种文化”，鲁迅正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最早的建构者”，因此，任何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或对于鲁迅的研究，“革命”显然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论域。 实际上，就以往关于鲁迅与“革命”的研究来看，且不说“革命家鲁迅”独步天下的时期，单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言，从各种角度和议题所产生的成果，称得上汗牛充栋。然而学界在不断累积成果的同时，却也容易形成某些固定思路乃至僵化模式，成为拦在后继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障碍。而如何跨越这道障碍，也正是21世纪的鲁迅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一方面，在中国学界“革命家鲁迅”的形象定于一尊的年代，日本学界早就开始了关于鲁迅“革命”思想的多源性、复杂性研究，相关成果也为鲁迅研究的后继者们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另一方面，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所热衷的早年鲁迅与辛亥革命、鲁迅与五四文学革命、鲁迅与19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等论域，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颇多聚焦于国民革命前后的鲁迅，并在鲁迅“革命”思想的域外资源、鲁迅自身革命思想的进化、国民革命视野下的鲁迅、鲁迅与“革命文学”论争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当然，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2005年，日本学者丸山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收16篇论文虽都完成于1960-95年间，但相关研究思路仍然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共鸣，以至于他所提出的“革命人鲁迅”，被钱理群视为“丸山昇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标志”(钱理群：《建构“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2005年11月27日在丸山昇先生〈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丸山昇的“革命人鲁迅”不仅是对其前辈竹内好“文学者鲁迅”的超越，而且某种意义上是对主导中国学界几十年的“革命家鲁迅”的反拨，而其对鲁迅“革命”思想与托洛茨基、片上伸关系的多源性考察，也启发了后来者的相关思路。近年来，中井政喜的长篇论文《1926-1930年的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托洛茨基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心》(2015)围绕“革命人”“同路人”等概念，不仅横向剖析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而且纵向探究鲁迅对托洛茨基理论接受的过程及其变化，其《鲁迅探索》(卢茂君、郑民钦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也有专章涉及勃洛克、片上伸与鲁迅关系的考察。而长堀祐造专著《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的第一部《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接受》则借由“革命人”“同路人”等概念，通过鲁迅与托洛茨基、中国托派及中共的关系，以实证性的辨析复原了鲁迅当时的“革命文学”论及其政治立场，弥补了之前鲁迅研究的偏差。 与日本学者的持续发力、稳步推进相比，中国学界对于鲁迅思想的域外资源，尤其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的研究方面，整体起步较晚。究其缘由，盖因托洛茨基的政治命运及其与中国托派的特殊关系，导致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内所编各种鲁迅的著、译集中，除了被视为鲁迅生前口述、冯雪峰笔记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之外，涉及托洛茨基及托派的大部分文字，都因其政治敏感性而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即便是鲁迅译自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三章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文，也直到2008年和2009年才分别被《鲁迅译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和《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所幸，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开以及某些禁区的打破，近十年来国内有关鲁迅与托洛茨基等域外资源关系的研究也渐入正轨。孙郁《鲁迅与俄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部分篇章，讨论鲁迅“左转”过程中对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国理论家思想的接受与扬弃，张广海、彭冠龙等青年学者也有专文论及鲁迅的文学思想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而杨姿的专著《“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更是主要在理论层面发力，从文学创作、文艺观念和信仰构建等方面系统考察了后期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于鲁迅“革命”思想的多源性和复杂性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由此获得了向国外同行们学习、借鉴的契机，客观上为展开具有批判性、对话性的独立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前景仍然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