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在1980年代之后,开始进入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先后继起的思想革命范式和主体性范式,其倡导者无论是王富仁还是汪晖,都明确反对“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①,批判“鲁迅研究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②。进入1990年代之后,伴随“告别革命”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鲁迅研究更是出现两种趋势:一是向内转,大量研究偏于探究鲁迅的内面主体性,尤其是孤独绝望的反现代性意识,越来越少关注鲁迅的政治实践参与;二是学院化,很多研究者将鲁迅视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某种知识化和历史化的处理,不再积极回应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如此一来,“鲁迅”就被收缩到学院内部,逐渐远离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以至于汪晖本人后来都觉得“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③。 在此情况下,一些意识到问题的学者开始在新世纪之后,针对鲁迅研究的“去政治化”问题,重新展开了对鲁迅与政治关系的探究,赵京华更是在2015年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上,明确提出了“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口号。但是这些研究的数量并不多,缺乏总体观照,基本都是局部分散式的研究,而更关键的则是政治观问题:首先是不少人仍将“政治”局限于国家政党制度层面,看不到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泛化现象;其次是因为“文革”记忆而将国家政治负面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再次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仍有很重的二元对立倾向,只看到了“文学的政治化”,没有意识到“政治的文学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始终停留在号召阶段,难有真正的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几部论著的发表给学界带来了新的思维,研究者既提出了“政治鲁迅”的命题,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国家政治”路径 钟诚在《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不但第一个提出了“政治鲁迅”的概念,而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指出了鲁迅及其文学的问题。在钟诚看来,鲁迅“人国”理想所依赖的“改造国民性”,即通过“文学”来“立人”的“主体”建构路径,最初只是他在日本时的一种抽象设想,回国后受到现实政治冲击的鲁迅,很快遭遇了“中间项”难题。他发现不但文学面对政治是无力的,而且个体之“人”无法扩展为公共之“国”。最终陷入消极批判和个人复仇的鲁迅,只能转而依靠组织化的左联,从文学者的积极进取转向现实的批判抵抗,以历史的“中间物”定位来解决现实的“中间项”难题。但是,钟诚认为鲁迅始终没有解决文学与政治、个体与公共性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原因在于立国必先立人的前提重主体而轻制度,是典型的“以道德代替政治”。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政治的改进”从“人的改造”和个体自由意志,转向正义规则和“公意/共同的底线”,因而钟诚建议逆转鲁迅从人性推导出秩序的方式,引入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 不难看出,钟诚的研究是“政治取向”和“实践取向”的,他受林毓生的启发,“从政治看文学”,摆脱了鲁迅研究中常见的“从文学或从‘主体承担’出发看政治”(第97页)的视角,认为后者“过于偏重‘心性’和价值层面的探讨,忽略了对鲁迅带公共性色彩的‘实践取向’的深层关注”(第8页)。由此,他看到了鲁迅政治实践的悖论性:一方面“鲁迅看到了政治的力量,在如何认识这力量方面也提供了有深度的视角,但他却并未能找到驯服此力量的有效途径”(第125页),因而他要求进行“政治道德基础的重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建新的“元政治”;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新价值体系的参照中,钟诚认为“鲁迅仍不肯放弃对‘人国’共同体及作为其正当性支撑的‘公意’的追求和对孤独者身份的超越,也正由于此,他便具有了政治的涵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鲁迅’于是诞生”(第207页)。 但是,钟诚虽然成功建构出了“政治鲁迅”的新形象,可他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重政治而轻文学,重国家而轻社会,重建构而轻批判,因而鲁迅及其文学就成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角色,需要从“主体性的‘文学鲁迅’”变成“关注公共性的‘政治鲁迅’”(第13页),可如此一来,就等于让鲁迅去做胡适,走改良知识分子的英美自由主义之路。这么做虽然能够看到批判知识分子坚持“在野革命”而放弃“国家政治”的缺点,提醒他们要兼顾解构和建构、理念和现实,但总体来看钟诚的做法是后设的、反历史的,他设想的正义规则和“共同的底线”依赖一个理想的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然而现代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其核心问题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启蒙和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不仅如此,钟诚在政治观和文学观上并未跳出既往的看法,不但双方二元对立不可通约,而且他所理解的“政治”仍旧局限于国家制度等硬核层面,他所说的“文学”也偏于小说诗歌等“纯文学”,因而鲁迅通过杂文进行的文化批判和权力批判,在其视野中就不具有政治性,由此就出现了“政治鲁迅”却“非政治”的悖论现象,他只有参与国家制度建构才真正具有政治性。而究其根源,在于钟诚持有的是一种狭义的政府政治观,带有古希腊的古典政治倾向,“文学”在“理想国”中没有位置,“政治”只是政府官员和少数精英的事,这也就是张宁批评的那种“习惯于仅仅从国体、政体等制度建设上看的人,是不大能够发现鲁迅这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努力的;习惯于‘从上面’看的人,也不大可能体会鲁迅那始终秉有的‘从下面’看的眼光”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