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小说受到最早也最持久的关注。最初的研究，无论是《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还是新文化运动肇始后吴虞对《狂人日记》主题的解读，以及周作人对《阿Q正传》、沈雁冰对《呐喊》艺术形式的分析，均以小说为着力点，体现出鲁迅小说研究的向度与限度。如果说思想研究标志着鲁迅研究的整体高度与深度，那么小说研究在分享这一高度与深度的同时，还承载着鲁迅研究的底线。百年来，有关鲁迅小说的评论与研究，汗牛充栋。在前人成果的延长线上推陈出新，实属不易。因此，不同时代的鲁迅小说研究，在与前人的对话中，往往也最能彰显研究者的智慧和灵性，并借此呈现时代精神的火炬不断传递的轨迹。新世纪20年来(2001-20)的鲁迅小说研究，也是如此。 一、小说研究的内与外 整体上看，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处于一种相当稳定的状态，受到关注和阐释的始终是鲁迅小说的正向价值。这固然基于鲁迅小说自身的成就和地位，也源于研究者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预设，即从“正典”的立场出发，解读和评价鲁迅小说，致力于挖掘并呈现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研究者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或文本的内部与外部研究中，各有侧重。 在小说“格式的特别”即形式研究方面，从文本出发，阐释鲁迅小说的诗学价值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赵卓《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叙述结构和叙述修辞入手，对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做出了深入分析；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关注鲁迅小说“丰盈的诗意”，依据诗歌的文体特征分析鲁迅小说，着力于凸显其内在的音乐性；曹禧修《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鲁迅小说的结构类型做出了细致的划分，其中“智情双结构”，连接启蒙理想、言说困境、读者意识等多重阐释维度，有独到的发现；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2014年版)从经典叙事学理论出发，考察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换中的意义和作用；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多重文化的视角考察小说文本，着重分析小说中的戏拟、隐喻等形式意味，不仅对《故事新编》的诗学价值做出了迄今最为深入的开掘，还有效地拓展了鲁迅小说诗学的研究视域。反讽是鲁迅小说的重要技巧；王沁《鲁迅小说文体反讽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立足于小说文体学，指出反讽是鲁迅小说重要的文体特点之一。同样以反讽为切入点，王本朝对《离婚》中的话语权问题做出深入分析；李今将反讽视为《伤逝》中几乎无处不在的一个结构原则，并指出鲁迅具有的反讽世界观；李国华则强调反讽的诗学特征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之间的关联是理解《在酒楼上》作为一个反讽性文本的关键因素。 鲁迅小说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不仅能够借助层出不穷的各种理论，实现阐释的不断更新和深化，而且可以加深研究者对理论的理解，甚至参与对理论的建构，进而推动理论的更新和深化。鲁迅小说对各种理论普遍的适应性及强大的挑战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步。鲁迅小说研究由此成为各种理论集中表演的舞台。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借助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开创性的解读；吴晓东深化了由严家炎开创的对鲁迅小说复调诗学的研究，着力于阐释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性；吴康对鲁迅小说时间镜域的探寻，刻印着海德格尔式的理论印痕；董炳月、阎浩岗从互文性理论出发，分别对《狂人日记》和《祝福》做出深入阐释。此外，张业松对《呐喊·自序》言说方式的解读，杨剑龙从视觉文化视角对鲁迅小说的观照，朱寿桐对《呐喊》叙事变焦问题的探讨，逄增玉对鲁迅小说的非对话性与失语现象的发现，于小植从修辞角度对《孔乙己》《阿Q正传》的细读，谭苏从修辞层面对鲁迅小说形象色彩的分析，朱崇科对《肥皂》隐喻性的破解，王黎君对鲁迅小说语言模糊性的总结，刘潇雨从阅读接受史层面对《阿Q正传》讽刺艺术的再认识等，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丰富了鲁迅小说诗学研究的视野。 也有研究者致力于打破不同文类、甚至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杂文创作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与小说之间的关联也较为明显，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孙绍振对鲁迅杂文家和小说家身份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袁国兴关注鲁迅小说与杂文在体式上的“互侵”问题；甘智钢集中考察鲁迅小说的杂文化倾向。对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关联的研究，有孙淑芳《鲁迅小说与戏剧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许祖华等《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则探讨了鲁迅小说与音乐、绘画、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的关系。 在小说“表现的深切”即内容研究方面，研究者有意打破传统的主题阐释模式，提出新见。李宗刚从制度史视角考察鲁迅小说诞生的历史机缘，关注通俗教育研究会等促使鲁迅对现代小说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的重要因素。姜振昌对《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全面总结；谭桂林从生命伦理的视角观照《狂人日记》；周楠本对《眉间尺》故事出典和《理水》中的人物有细致的梳理和分析；陈国恩从《祝福》入手呈现鲁迅启蒙主义观念的转变；杨联芬、贾振勇从女性主义视角关注《伤逝》；吕周聚、袁少冲对《肥皂》的主题意蕴提出新见；袁盛勇梳理自我意识与鲁迅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之关联；谢晓霞考察鲁迅小说中“孩子”形象的变化及其意义；彭小燕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对鲁迅小说进行全面观照；黎保荣着力阐释鲁迅小说中“病”的文化；翟业军从恶魔性视角解读《药》；孙刚指出《故事新编》中包含三种异质文本：历史、现实和自传性文本，以寓言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世界；杨志从作为“大传统”的启蒙意识和“小传统”的民间宗教伦理的角度讨论《祝福》；张娟立足民族国家视野，阐释《伤逝》中新人的塑造和新路的选择；金理考察《狂人日记》与现代中国青年文化和青春想象的紧密关联与深刻差异；罗华对《离婚》中的伦理困境和欲望叙事展开分析；赵牧从情色想象与权力秩序角度重读《肥皂》；丰杰发现《阿Q正传》中的辛亥革命叙事演绎着国民意识被吞噬的过程；李明将鲁迅小说定义为“自我小说”；哈迎飞侧重鲁迅小说中的他者和自我辩证关系；祝宇红关注《故事新编》的现实讽喻和叙事渊源；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为中心，对其小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