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成为问题：“原鲁迅”的发现或发明 “早期鲁迅”，即成长为一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与翻译家之前的鲁迅。众所周知，小说家鲁迅的名字，是和他在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起诞生的。此后，《孔乙己》《药》等其他小说作品的陆续发表，以及《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出版，“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①。鲁迅多年后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集作序时，已是声名远播的著名作家，言辞之间不无谦抑，但也清楚指明了《狂人日记》等系列小说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有意思的是，成名之后的鲁迅在编完《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后，又选编了另一部论文集《坟》，其中特别收入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所作的五篇文言文，并为此做了特别的解释。尽管《坟》的主体部分是鲁迅在“五四”时期所作的十八篇白话文，但“题记”耗费大量笔墨所讨论的，却是只占少数篇幅的“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鲁迅显然无法忘却、无法否定早期文章的意义与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既不想让自己的早期文章被埋没，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新文集中夹杂旧文章的行为作出特别声明。换言之，鲁迅早年文章的重新出场，是借助鲁迅成名之后的新名声与新文集，被带入新文学的视野之中的。鲁迅在“题记”中的解释，更像是为旧文章出场的合法/不合法性所做的辩解/辩护。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心理，鲁迅在《彷徨》出版后的次年，亦即1927年3月，将自己这部收入新旧不同文章的杂集交由北京未名社出版。鲁迅这样做，有对未名社青年的支持，同时也有对自己“未名”时期的感怀与纪念吧。同样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早期文章尽管经过作者亲自出马与郑重解释，得以重新登场，但和《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相比，仍然受到明显的轻视。这或许是因为其早期文言文章在章太炎影响之下古奥难懂，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观念与思维深处的反科学崇拜、反民主崇拜已经不合时宜，无法与新文化时代共鸣，亦无法为新文化时代所接纳。 早期的文章尽管被鲁迅特意介绍，但在出版伊始并未受到重视，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与讨论。这样的冷遇，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即便在1949年后鲁迅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塑造与宣扬的高峰时期，早期鲁迅仍然是一个相对冷僻的领域。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左翼鲁迅”“革命鲁迅”占据主流而深入人心，介入左联与左翼运动之前的“五四鲁迅”“启蒙鲁迅”已经相对边缘化了，更何况“五四鲁迅”“启蒙鲁迅”之前的“早期鲁迅”。不用说，其地位无疑是边缘的边缘。在革命中国，“早期鲁迅”的唯一意义，大概只是反衬“革命鲁迅”在成长前史中不够成熟、不够正确的一面，并以此来印证、确认其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伟大与历史必然性。 很长时期以来，研究者在“早期鲁迅”那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激发任何创造性的问题意识。在启蒙与革命之光的照耀之下，处在光圈之外的“早期鲁迅”是一个晦暗不明而沉默无言的遥远存在，既不是光源，也不是焦点，因而也就被视为不存在任何价值的问题，或者完全不成问题。 启蒙的灯火、革命的火炬照亮了“启蒙鲁迅”与“革命鲁迅”，也遮蔽了“早期鲁迅”。“启蒙鲁迅”“革命鲁迅”的形象愈是鲜明，“早期鲁迅”的形象愈是灰暗。那么，“早期鲁迅”，如何从不成问题到成为问题，在新时期以来被重新认识，一路逆转，一路高扬，以至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光耀东亚乃至世界呢？又如何在异域日本，被竹内好提升为亚洲抵抗现代西方的主体性原理，被伊藤虎丸赋予一种“原鲁迅”的命名和意义呢？ 新时期的中国鲁迅研究，是以王富仁的“回到鲁迅那里去”为开端的。一方面，它是对走向庸俗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鲁迅像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它也是对“文革”之后思想解放思潮的学术回应，因而有着超越鲁迅研究的意义。从学术意义上来讲，“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召唤更多是一种方法论的启示，是如何从鲁迅那里再出发的问题。然而，有无一个公认的鲁迅本体，又该如何回去，如何出发？这是见仁见智的现实问题。 王富仁提出《呐喊》《彷徨》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之说，回应了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时代需求与诉求，他所建构的鲁迅像，何尝不包含着基于现实的想象？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一书中提出了“原鲁迅”的问题(据李冬木考察，“原鲁迅”这一概念最早是片山智行在1967年的《近代文学之出发——关于应称之为“原鲁迅”者与文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不过中国学界接受这一概念，则是从伊藤的著作中真正开始的)。伊藤以前也认为，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文章“不过是年轻时的习作而已”，他后来才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②伊藤虎丸和王富仁异曲同工的追寻，从方法论意义上说，都是从鲁迅及其文学本身出发，以鲁迅为资源或方法，探究本国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如果说王富仁面对的是1980年代高涨的思想解放运动，伊藤所思考的则是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与亚洲的近代问题。 不过，“回到鲁迅”与“原鲁迅”仍有着巨大的不同。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研究还是在发展或进化意义上理解鲁迅的启蒙思想的，所指向的是“五四鲁迅”，是引新文化运动的活水浇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苗；伊藤对鲁迅早期文言文章的解读，则将鲁迅小说的主题与思想，进行了溯源式的探究，是发生学的而非发展论的，“早期鲁迅”巨大而深远的原型意义就这样被重新发掘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