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1)01-0058-12 新时期文学以来，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碰撞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蕴含现代性主题和审美质素的文学，而且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无论在主题意蕴的表达和文体形式的创新上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其文学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文学的影响。 新时期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国外文学思潮及作家不同层次的启发，而在他们论及所受外国文学影响时，福克纳的名字被频频提及，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格非、赵玫、迟子建、马原、郑万隆、吕新、李锐、叶兆言、刘震云、陈村等都曾提到福克纳对其创作的启发和影响，“约克纳帕塔法”文学天地催生了中国新时期小说的现代转型。福克纳作品的意识流、多角度叙事等现代派艺术表现手法对中国新时期作家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体的自觉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时期作家在经历了向福克纳等西方作家借鉴阶段后，没有陷入对西方文学的盲从，反而进一步激发了返归中国文学民族性和本土性的主体自觉，在借鉴中有所超越，更有主体性的创造，实现了对福克纳小说的衍化。 福克纳一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置于一个他称之为“像邮票般大小的故土”的地方——约克纳帕塔法县。关于这个县及杰弗逊镇，福克纳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曾专门画了一幅地图，并注明该县的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白人人口6298，黑人人口为9313，并幽默地封自己为这个县“唯一的拥有者和业主”。在福克纳绘制的地图上流经该县南部的一条河叫约克纳帕塔法，故该县以此河流命名。实际上，这是一条与福克纳故乡几乎同名的河流。显然，福克纳所创作的艺术世界是以他的故乡为摹本的，他曾说，“从《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自己的像邮票那样大的故乡土地是值得好好写的，不管我多么长寿，我也无法把那里的事写完……它为别人打开了一个金库，却为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我喜欢把我创造的世界看作是宇宙的某种基石，尽管那块基石很小，如果它被拿走，宇宙本身就会坍塌”①。福克纳在此所说的“天地”，即他的大多数作品的地理背景——一个虚构的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此为背景展开，打上了鲜明的美国南方地域文化的烙印。 乔治·马里·恩奥唐奈在《福克纳的神话》一文中归纳了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认为“福克纳的小说主要是一系列围绕特定冲突的相互联系的神话(或一个神话的各个方面)，这个冲突主要发生在传统主义与反传统的现实世界之间，并沉浸在这个反传统的现世界里面”②。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在福克纳的神话中，若从精神境界来划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沙多里斯的世界，一个是斯诺普斯的世界。在他所有成功的作品中，他都细致地发掘这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进行戏剧化的描述”③。沙多里斯代表着生活在传统世界的人们，他们“按传统精神行事”，而斯诺普斯则是现代工商文明世界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代表了自然主义和兽性”④，对于这一番论断，亦可以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来概括福克纳南方神话的基本母题。受其影响，“传统与现代冲突”这一主题的书写同样贯穿于新时期作家小说创作中。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不但成为美国南方的“寓言和传奇”，而且广泛辐射到世界文学的地标中，影响了世界乃至中国新时期乡土文学书写的范式和审美风貌，“这个美国作家几乎成为20世纪全球乡土作家的一代宗师，他叙述了被现代机械文明淘汰或者遗忘的农耕文明的文化种群的共同命运，开启了全球性的文化时间焦虑在空间中的蔓延”⑤。 福克纳的“约克帕塔法”文学天地催生了诸多中国新时期作家对各自文学地理世界的建构。莫言坦言，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令他“心驰神往”，从而唤醒了创建“高密东北乡”文学共和国的梦想。苏童承认他的“枫杨树系列”是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东施效颦”，他以此为摹本，创建了他的“文学故乡”——“枫杨树乡”。此外，贾平凹的“商州世界”、余华的“海盐故乡”、阿来的“嘉绒地区”、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发。毋庸置疑，上述富有鲜明地域和文化特色的中西文学地理世界彼此有着迥然的差异性，但若从宏观的视域蠡测，可以发现它们在总体上表现了代表传统力量的乡土根基之淳朴、自然、野性、雄强的生命力和自在、自由的生命状态及“反传统”现代工具理性异化力量之间的矛盾、纠结与冲突。同时，传统乡土之根中并不总是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因子，其中也隐藏负面的、反人性的恶之成分，对其理性的审视、省察和批判构成了福克纳与新时期作家的双重评判取向。 福克纳对美国南方文化持一种辩证审视眼光，尽管他极为珍视南方文化中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对南方怀有一种深沉的热爱，对它的过去充满怀恋之情，但在理智上他又清醒洞察了南方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罪恶，并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把南方文化的“恶”公之于众。当福克纳在日本访问被问及是否热爱南方时，他回答道：“我既爱它又恨它。那里有些东西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我出生在那里，那里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仍然要保护它即使我恨它。”⑥乔治·马里·恩奥唐奈认为福克纳是一个“地道的传统道德家”⑦，“他的作品贯穿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南方的社会、经济、伦理传统”⑧。美国南方庄园主秉承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南方开拓者的气魄，形成了崇尚勇气、荣誉的南方文化。福克纳在尊崇勇敢、荣誉与英雄主义的旧南方长大，他特别欣赏南方传统文化中充满英雄色彩的骑士精神，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以其曾祖父“老上校”为蓝本的南方庄园主的形象，他不仅以“老上校”为原型塑造了约翰·沙多里斯上校这个人物，而且在斯特潘家族、麦卡士林家族和康普生家族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开拓精神、个性独立、有雄心魄力、意志坚强的南方旧贵族形象，他们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缔造者。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勇猛强悍、崇尚骑士精神，个性自由、独立，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南方旧文化的“勇敢、荣誉、骄傲、怜悯、爱正义、爱自由”等精神品格。“福克纳之所以对南方传统伦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和留恋，是因为他在沙多里斯们身上，看到了南方现代社会所缺乏的一种‘美国阳刚’品格，一种英雄、侠义的生存方式，一种南方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道义力量”⑨。正如《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父亲在提及这些传统世界的人时所说：“虽然我们都是人，都是牺牲品，可是我们是不同环境的牺牲品。我们的环境更为单纯，因而就整体而言也更为广阔，更为崇高，人物也因而更具英雄品质。我们不是矮小猥琐之辈，而是毫不含糊地人；我们活得像样，死的也像样，绝不是那种随便从摸彩袋里随便抓出来拼凑而成得被到处弃置的生物。”⑩而福克纳小说的精妙和深邃之处在于珍视乡土传统优秀文化因子的同时又对旧南方文化所隐藏的原罪的清醒洞察，他多次在小说中指出南方是一块被诅咒的土地，对南方文化的父权制、妇道观和奴隶制等予以了批判，认为它们给南方带来了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