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学界在追忆《新青年》杂志对中国思想史的杰出贡献时，大多会说《新青年》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其实，《新青年》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最具辐射力的观念，恐还是“自由”二字。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刊发易卜生专号产生轰动，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鲁迅为代表，将此剧当作是回应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的经典叙事来解读。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解决“娜拉出走”后的根本出路是经济独立，并发表小说《伤逝》作文学阐释。二是胡适为代表，主要不是从妇女解放的社会学角度去解读，而是主张从人的解放的角度去解读并撰文《易卜生主义》。相比而言，胡适的哲学解读比鲁迅更接近易卜生的原意，可惜当年并没被时潮所公认。但无独有偶，曹禺的话剧《日出》却无形中绵延了胡适对“娜拉出走”的幽邃领悟，甚至可以说陈白露就是“娜拉出走”在现代中国的另一种命运符号。不妨说，子君与陈白露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娜拉”，《伤逝》与《日出》从不同叙事层面回应了易卜生关于“人的自由”命题。 一、《玩偶之家》：“人的自由”命题之提出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原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但当她认清自己只是丈夫海尔茂的“玩偶”后，便毅然选择离家。易卜生把这情节安排在圣诞节，只因圣诞节与宗教有关。宗教的实质在于谨防人性堕落、引领人性升华，此谓宗教正义。以此宗教正义为标尺来测度海尔茂宗教观的诚或伪，也就洞若观火。海尔茂在看到柯洛克斯泰的信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对娜拉说，“什么事都不用怕，……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子”，并表态：“我常常盼望有桩事情感动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可是，当他看清信的内容后，却全然不忌娜拉是为了救他的命才伪造签字借钱这一事实，更全然不顾自己曾亲口许下的“美丽诺言”，突然变脸：“你这坏东西——干得好事情”“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但当他后来得知柯洛克斯泰无意追究此事的时候，又变色龙般转怒为喜：“受惊的小鸟儿，别害怕，……一切事情都有我。我的翅膀宽，可以保护你。”娜拉很难再厮守这条“变色龙”，决定要离开他，他又一通责难：“你就这么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难道你不信仰宗教？”海尔茂极具戏剧性的变脸，无意间暴露出他对宗教的实用主义之轻慢，宗教对他而言并未落在道德自律上，反倒沦为借背诵经文来显摆自己有修养。娜拉认清海尔茂的虚伪，也就认清了海尔茂让她扮演的家庭角色的真正含义：“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玩偶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玩偶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逗着我玩儿，我觉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们，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①一旦娜拉看穿这一切很“没意思”时，“娜拉出走”也就不能规避。但这仅仅是易卜生戏剧叙事的表层演示。 若想探究易卜生戏剧结构的深层意思，非追问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原旨不可。《玩偶之家》发表19年后的1898年，易卜生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在作品中无论写什么，都不会有意识地做某种宣传。与人们通常以为的不同，我主要是个诗人，而并非社会哲学家。谢谢你们……但我不能接受自觉促进女权运动的荣誉。说实话，我甚至不清楚女权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任务一直是描写人类。”②显然，易卜生写“娜拉出走”，是从哲学高度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的独立、解放即“人的自由”命题。就其义域而言，当然涵盖妇女解放，但若仅着眼于剧情，认为“娜拉出走”是讲一个有女权意识的角色在对夫权说“不”，未必牵强。但在易卜生眼中，娜拉在戏里不仅仅代表娜拉这个女人，也不仅仅代表娜拉所属的女性，而是代表走向正义的自由人性对虚伪的告别。“娜拉出走”在易卜生那里，实则是借女性解放的题材搭台，让人性自由的主题唱戏。当然这已是深阅读，而不是满足于把“题材”等同于“主题”的浅阅读。 二、《海上夫人》：“人伦权责守衡”之演绎 胡适则认为娜拉弃丈夫与儿女独自出走，是为了要“救出自己”，颇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之意。易卜生1871年9月24日写给友人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也说：“我期望于你的主要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自我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中，的确有一些时刻像是海上撞沉了船，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出自己。”③胡适与易卜生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娜拉反驳海尔茂逼自己承担“贤妻良母”责任时就说：“这些话我现在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④其实质当是提出“人的解放”这一命题。若落在每一个体身上，首先是发展个性问题。胡适认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⑤易卜生1882年致友人书就写道：“须使各人自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⑥海尔茂的最大错误是他只把娜拉当作“玩意儿”：“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庭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⑦ 对“人的解放”命题演绎得更透彻的杰作，是易卜生1888年创作的另一名剧《海上夫人》。此剧实是《玩偶之家》的姊妹篇，可以充分见证易卜生写《玩偶之家》与其说是妇女解放，毋宁说是人对自己的真正解放，是基于每一个体皆有责任去承担自己因摆脱旧框架，可能带来的全部挑战或压力。《海上夫人》最扣人心弦的角色是艾梨达，她是房格尔医生的续弦夫人，却念念不忘其昔日情人，疑似患了“恋海症”，天天想过海阔天空的生活，任凭房格尔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最后，房格尔答应与她解除婚约：“现在你完全不受我和我的家庭的拘束了。你的生活，你的真正的生活，可以回到它的原路上去了。艾梨达，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负责任了。”而艾梨达却改变初衷：“自己选择——自己负责!自己负责!这么一来，局面就完全改变了。”那“从今以后，我再不想离开你了”⑧。为什么艾梨达有了选择自由，亟须自己负责任，就决意不跟旧情人走？胡适认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所以艾梨达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⑨可见艾梨达并不是一个真正敢于担当责任的女人。如果说《玩偶之家》仅仅是决裂即“娜拉出走”，那么，《海上夫人》是对“娜拉出走”的深意有了补白，亦即对出走的“娜拉”提了“自我责任”之要求，“娜拉”对其要承受的心灵压力也就随之加重，重到不胜担当，很可能导致放弃。易卜生通过这两部戏，表达了自己对“人的解放”命题的深刻的现代思考。易卜生写《玩偶之家》时尚未细想自由亟须担当的问题，到写《海上夫人》时对此命题方有深层发掘。也因此，剧本《海上夫人》出版时，易卜生给出版人的信中写道：“它标志着我已找到了一个新方向。”⑩这“新方向”是指易卜生对人的自由命题的思考已趋成熟。《玩偶之家》的娜拉只凭一股凛然之气出走，出走后怎么样呢？《海上夫人》把问题想深入了，出走后须有精神准备去承受更大的挑战。承受不了怎么样？那就不承担，回家去。这就是艾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