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想象 斯宾格勒断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83)，“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79)。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国家、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思想文化土壤。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这是因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潘什梅尔 183)。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是，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汪民安 1)。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着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city of fact)与“感觉城市”(city of 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成砚 64-66)。看不见的城市在人们认知城市和民族国家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实在体的城市。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象的伟大作用。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利罕 8)。袁昌英也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城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袁昌英 241)。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斯宾格勒 79)。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一结论。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中国系统出现。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在城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林语堂 507)，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师陀 279)。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已在许多城市被逐渐打破。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学校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产阶级、银行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城市空间(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城市的空间、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治外法权、炮舰外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城市心灵的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一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需要顾及它的两面。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形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感觉、精神城市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1998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利罕 9)。作家通过文字构设的城市形象，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艺术之宫”(贾振勇 60)，文学中的城市将影响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定要以‘海派’作城徽”(李天纲 348)，这就与文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是文学想象的产物”(利罕 383)，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被视为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40)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就是城市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南京、重庆、上海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的混合物”(陈平原 5)。想象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