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不平等与世界政治变迁

作为笔者下一部英文专著的一个副产品，这篇笔谈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或者提供一个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从而能够推进我们对不平等的研究。

      学界对不平等的理解有好几个不同角度，甚至对不平等本身的定义就有多个。其实，定义不平等很容易，但定义平等非常困难。对不平等，可以有一个非常简洁的定义：所谓不平等，就是由多个行为体分配某一个“饼”(这个饼可以是变化的，但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可以看作是固定的)，而只要对这个饼的分配事实上是不均匀的，就是不平等。但是如何分饼才会让大家觉得是平等的，这个就非常困难了，因为这马上就会进入道义层面。

      简单来说，不平等有三类。第一类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物质上的不平等(Material Inequality)，其实也应该包括地位的不平等，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类不平等(Inequality-1)，或者说是事实上的不平等(Factual Inequality)。第一类不平等还可以从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区分。所谓垂直维度，是从代际(inter-generation)的角度出发的。第二类不平等(Inequality-2)是能力上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Capability)，这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正常发育、正常获得基本教育和某些技能有关。第三类不平等(Inequality-3)则是机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当一个人进入就业市场，这个时候实则考虑的是假定能力平等前提下的机会不平等。人们通常说的“拼爹”，其实包含了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加上(此前的)第一类不平等，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一类不平等。

      每一类不平等都会有一些比较浅的影响因素。比如，财产的继承是第一类不平等的一个比较浅层的直接影响因素。又比如，能力不平等和一个人的学习态度有关，也跟机会有关，当然还会存在一些运气的成分。显然，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是更为重要的。比如，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更加深刻地造就了第一类不平等。进一步来说，尽管我们要承认有一定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早期的婴幼儿发育对人后来的能力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发育之后，非常重要的是训练和教育，这些都将对个人能力有关键的影响。但是，这些训练需要家长的配合或者成长环境能够允许个人获得这些训练才可以。训练本身当然也需要能够获得机会(access to opportunity)。比如在笔者生长的年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笔者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甚至都不是一个优秀的农民。笔者这里所指的机会的不平等，特指一旦进入工作市场的时候的机会不平等。这样就很容易理解，第二种不平等和第三种不平等都是高度制度化的，它们背后比较浅层次的支持就是制度与政治权力(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现有的权力结构(existing power structure)，而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则是历史路径(historical path)，也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路径依赖。

      笔者不认为人类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平等(无论是哪一种)。因此，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不平等对个人的物质、地位以及道义损害降低？

      通常第一类不平等怎么样解决呢？一个是土地改革(land reform)。比如大家经常说东亚的发展型国家都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相比之下，在拉美以及非洲的很多地方就没有实现比较完善的土地改革。再比如，是否实行累进税(progressive tax)和遗产税(inheritance tax)，对物质不平等肯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以上这些特定的因素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要真正解决长期的第一类不平等，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即能力上的不平等加上机会上的不平等问题，否则就只是停留在表面。所以，笔者的理论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意义就是，尽管大家普遍关注的都是第一类不平等(比如Piketty)，但其实真正支撑第一类不平等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研究的可能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

      

      三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上图展现了三类不平等之间的可能关系。图中实线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直接的，而虚线箭头表示影响是间接的。箭头的粗细则表示影响的大小。

      首先，第三类不平等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它是最制度化的。相比之下，第二类不平等对第三类不平等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是比较小的，因为个人能力的不平等对制度性的东西的影响不仅是间接的，也是微弱的。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三类不平等则共同造就第一类不平等。反过来，第一类不平等也能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因为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干很多事情；而一个普通农民、一个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还需要承认，三种不平等对每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三类不平等在同一代人和代与代之间也有不同的影响。社会学里讨论比较多的是代与代之间的变化，但是三类不平等对同一代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跟笔者同一代的人，大部分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因为那个时候高考确实很难。相比之下，现在人们接受基础教育的平等性有了很大改善，而以前不是这样的。

      其次，每一类不平等都是由浅和深的因素所支撑的，这些因素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比如这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同时还会通过社会网络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进而影响下一代的第一类不平等。因此，两个能力差不多的同一代的个体，他们的第一类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平等造成的。

      所以，笔者认为目前很多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是有点错位的(misplaced)，没有聚焦最重要的地方。因为第一类不平等很容易测量，于是大部分研究都聚焦在这类不平等上。相比之下，第三类不平等最不容易被测量，但却是真正重要的。比如招工的不平等如何影响同一代人的不平等，并且如何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包括经济发展)，但这是难以度量的。

      因此，笔者一直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是依赖现有的数据进行。我们需要研究那些重要的问题，即便暂时没有数据。

      这其中，第三类不平等是最制度化的，真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类不平等最能反映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里，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政治权力分配，所以是最政治化的，也是最根本的、最高级的经济。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一类不平等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而且又通过第二类不平等间接地影响第一类不平等，所以第三类不平等是第一类不平等和第二类不平等的关键根源所在。虽然第二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有影响，但任何一个人，甚至一群人在同一代人的生命周期里，能够对第三类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原因是，要想影响第三类不平等，必须要影响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体系，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新一代的不平等研究应该首先关注第三类不平等，其次是第二类不平等，然后再看第一类不平等。因为第一类不平等是果，而不是因。

      笔者认为现在大部分第一类不平等的研究是错位的还基于以下几个理解：

      首先，第一类不平等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果(outcome)，而不是原因。它会受到比如继承财产等因素影响，但是在这些比较浅层次的原因之下，是一堆非常根本的东西，特别是每代不同的人生下来就已经形成了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分层。比如很多研究表明，贵族经常和贵族通婚。而马尔萨斯增长、熊彼特增长等都会对第一类不平等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即人类最早开始进入等级社会或者不平等社会的时候，这对后来所有的不平等都有高度影响。

      其次，即便假定所有的不平等都有数据，我们也不大可能有完全外生化的计量经济学处理，内生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完全解决内生性，就不去研究这些重要的问题。

      再次，第三类不平等是最重要的，但是研究它的实证挑战难度极大，因为它非常难以测量。但是第三类不平等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此，尽管目前我们没法测量，至少没有规模性地测量它的能力，但我们还是要开始研究它。而要分析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和第二类不平等的影响也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先建立第二类不平等和第三类不平等对第一类不平等的影响。而这样的研究对我们如何理解第一类不平等也会有比较重要的改变。

      最后，好的再分配政策就是针对第二类不平等的政策或者制度。好的再分配政策(比如免费的医疗保健和免费的初等教育)是用来支持个人获得能力的政策或制度。如马尔萨斯所说，大规模的公共初等教育就是好的再分配政策。

       市场放任、不平等与世界秩序变革

      ——百年历史的考察

       李滨

       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今天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人说是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笔者没有这么长远的眼光，认为现在就是百年一遇的大变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根本性的大变化，而且今天的变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相似，是一种世界秩序面临的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大体相似，就是市场放任带来的不平等导致的世界秩序可能的变化。

      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就是主要国家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变化，而且国家间的交往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国家制度的范式和国际交往的范式发生了变化。百年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主要大国的社会体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俄国出现了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出现了法西斯政权，而英美出现了改良主义的政权(美国的新政、英国工党执政)。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国家之间的交往模式也与过去不同。过去经济上是一种自由的贸易，政治上大体是一种大国协调。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占主流，政治上则出现大国的军事竞争与大规模的战争。

      百年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大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经济出了问题，就是19世纪的放任市场出现了问题。放任的市场就是不受管理的市场或者自我管理的市场，体现在世界经济当中就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和金本位。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反运动”。反运动的结果是，不同社会出于不同的传统，形成了对自由市场的不同反应。这个反应最后导致国家形态的变化。为了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社会问题，德意日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国家，英美对原来的体制进行了改良，出现了改良式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式社会主义，即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福利国家，但它们解决不平等的方式是不同的。苏联是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以公有制解决这个问题，英美等国主要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解决，但是大体保留了过去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特色。法西斯国家则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极权体制，尽管它的社会再分配也做了重大调整。

      自由放任的世界经济出现的问题还表现在，资本主义大国为了解决国内的问题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以此来争夺资源，去抢原料、市场。后来有研究得出来的数据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殖民扩张得到的利益并没有那么大，但当时资本主义大国都有一种心态，如果我不抢，后面的结果可能对我不利，原料产物和商品会都被别国霸占了。所以大家都抢。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主要就讲这个问题。其实当时也不只是列宁一个人讲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说帝国主义是当时资本主义的产物。西方列强从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发展到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进行政治竞争到军事竞争，最后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这种帝国主义扩张，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又加剧了民族国家的不平等。

      百年前“大转型”的结果，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确定了下来。改良式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联合起来战胜了野蛮的法西斯，但留下的两种国家却形成了分割的两种世界秩序，这两种秩序处于新的竞争之中，或者说处于冷战之中。资本主义秩序又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这是改良式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叫法。这种体制下市场放任受到节制，国家干预经济；政治上自由受到控制，所有西方国家是反共基础上的“训规”国家，防范共产主义的传播，把亲共势力从政治上排斥出去。美国是通过麦卡锡主义，西欧和日本是通过美国援助、占领和其他方式实现的。国际上西方阵营是通过国际协调，维护着彼此关系的稳定与利益的协调；通过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解决经济协调；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同盟完成政治与军事的协调。当然这些协调都是在美国领导下。这些协调有两个功能，一是遏制所谓的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扩张，二是解决西方国家内部纷争。

      但是西方秩序后来出现了很大问题。嵌入式自由主义，尽管经济平等得到了改善，但是资本的抱怨越来越大，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以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战后随着福利制度不断发展，资本逐步开始为了寻求更高积累而逃避国家的管制。最后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发展出新自由主义。

      战后世界第二种秩序就是以苏联(一段时间包括当时中国在内)领导下的秩序。它是与西方秩序分割的。这种体制下，国家体制都是一样的，经济上是计划下的经济运行模式，政治上高度集中，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是为了维护它相对脆弱的经济基础。苏联阵营内部既有受到苏联控制的国际分工，还有苏联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同盟。但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官僚主义和僵化，以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下的不平等。这也是后来东欧苏联体制出现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因。

      战后形成了两种秩序，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夹在其中没有选择，两者必居其一。战后反殖民运动带来的民族独立，是自由主义传播带来的第三世界造反。但一旦民族独立以后，出现什么结果？许多国家是内战，选择两条道路，通常选哪条路？在国际上是徒有其表的不结盟运动。印度说它不结盟，但是和苏联跑得比较近；古巴说不结盟，实际是苏联盟国。所以，在战后两个世界秩序冷战当中，整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过去叫作中间地带，基本上是分成两边的，少有国家是真正独立的。如果有，最典型的是中国。

      后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应当叫新古典自由主义，它实质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再生，或者叫再度勃兴。勃兴的动力来自何处？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要积累，这是最根本的，没有积累就要在竞争中被淘汰。要积累就要自由，就要反抗平等，高福利影响积累。资本通过抽逃等方式来反抗福利国家的束缚。苏联阵营改革的动力是追求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诱惑下，西方高等的生活质量，高度的“自由”，让东方阵营内部“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落后”。这样，本来为了改革官僚主义和僵化，后来却成了通过“改旗易帜”来实现“平等自由”。

      新自由主义统一世界以后，新自由主义国家为标配：私有制、自由市场与无为的政府。几乎所有国家都以这个模式改造自己原来体制。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在改造国际经济体制。过去的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