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21)01-0044-27 DOI：10.12088/pku1671-9468.202101003 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杜威(John Dewey)与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关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之争历来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曾任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的莱文(Donald N.Levine)指出：“在1987年布鲁姆(Allan Bloom)以《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挑起激烈的文化冲突之前，教育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场论争像杜威与赫钦斯之间的课程争议那样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1]这场笔墨官司发生在物质主义泛滥、法西斯势力猖獗、“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作为一种统一的教育方式日渐式微的背景下。以1936年出版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为宣战书，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向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发起挑战，要求通识教育排除谋生意义上的职业培训，重拾“自由教育”和经典名著的理智训练价值。赫钦斯的主张很快招致杜威的批评，由于“赫钦斯提出了一个不常被明确提出，却又是根本的教育哲学问题”[2]，他们二人之争也迅速发酵，继而演变成美国学界关于通识教育的持久论争。关于这场论争，我国学界虽早有关注，但相关研究成果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杜威的立场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和评价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片面性；二是对赫钦斯通识教育理念的认识不够深入乃至存在误区；三是聚焦于双方关于通识教育理念的冲突，而忽视了理念背后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将这场论争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采取纵向梳理、横向剖析、综合评价这三个基本维度，对这场论争发生的过程和轨迹、论争的焦点及主要关涉、论争双方的同异点及影响等重要问题展开论述。 一、纵向梳理：双方论争的过程和轨迹 (一)首次交锋：大学本科学院的多重困境与教育理念问题的探讨 1929年11月，年仅30岁的赫钦斯接任芝加哥大学校长。这发生在纽约股市崩盘、美国经济开始滑向全面大萧条的仅仅三周之后。1929-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一半，大量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剧增，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尤其高，此后两年中竟有600万之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后找不到工作。[3]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很快波及高等教育领域，经费资助和人学人数锐减是大学本科学院普遍面临的两大外部危机。但就本科学院的发展而言，外部的危机仍是暂时、不触及根本的，或者说，来自大学内部的压力正将其推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一方面，实用观念的盛行和选修制的推广使大量实用知识和职业科目涌入大学课程，冲击着人文学科的原有地位，导致“自由教育”精神式微；另一方面，大学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引发科学主义(scientism)、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之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拒绝伦理关怀，唯事实、实验和数据为尊，以追求更大的科学可信度和学科的独立性，致使“‘哲学的’‘理论的’这些词汇被视为‘不科学的’同义语”[4]，并将本科学院教育视为专业教育之准备乃至阻碍。在实用传统和科学观念根深蒂固的芝加哥大学，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时任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莱恩(Gordon Laing)甚至呼吁，在方法、课程、教学标准和师资力量方面应扩大研究生院与本科学院之间的距离，要求进一步减轻教师在本科学院的教学责任。[5] 大学本科学院面临的多重困境激发了赫钦斯关于通识教育的思考。上任之初他出台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如整合大学组织机构、设置独立的本科学院②，并批准本科学院院长鲍彻(Chauncey Boucher)联合生物学教授库尔特(Merle C.Coulter)、物理学教授莱蒙(Harvey B.Lemon)、经济学教授吉登斯(Harry Gideonse)等一批科学家设计的“本科生新计划”(The Undergraduate New Plan)，赞同面向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开设人文、社会、物理和生物四门通识概论课程(survey course)，以传递各个学科领域的经验性和常识性知识，使之做好进入专业教育阶段学习的准备。但是赫钦斯很快发现这一方案与他的期望相距甚远，他认为专业化学习和科学技术训练向学生灌输了太多的事实和错误的观念，致使学生不懂得如何思考，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更造成了思想的空洞和精神的空虚。所以他主张通识教育应关注自身的目的，即增进智慧和洞察力，而不能仅仅作为学习专业知识和谋取职业之准备。本着这种观点，他批评对事实(fact)和信息(information)的过度关注仍是“本科生新计划”的主要缺陷，要求设计出一项新的通识教育方案，以便学生掌握不同知识领域的核心原则(idea)。[6] 法律系教授阿德勒(Mortimer J.Adler)提出的名著课程方案为赫钦斯提供了具有人文取向的通识教育改革思路。在阿德勒的建议下，赫钦斯与之合作开设名著研读课程——“通识荣誉课程110”(General Honors 110)，随后将富有名著教育经验的麦基翁(Richard McKeon)、布坎南(Scott Buchanan)、巴尔(Stringfellow Barr)等人引入芝加哥大学，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经典作品和“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为核心、沟通高中阶段后两年与本科阶段前两年的四年制通识教育体系，力图重拾“自由教育”的理智精神，并试图为此构建一个理论框架。③赫钦斯与阿德勒、麦基翁等人一起从事的教学与合作推进了这项工作，也使他更加坚定了经典作品和“自由艺术”的现代价值。他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由多次演说汇编而成的《美国高等教育》和《无友好之声》(No Friendly Voice)两部著作集中表达了这一时期赫钦斯的思考和观点，它们也成为他与杜威等人论争的导火索。
